民主政治與公民社會下最大的制度優勢，就是人民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也會產生自我學習與修正的結果，這樣的政治產出自然和威權體制形成鮮明的對比。 深入觀察，乍看之下人治社會的決策明快而有效率，這是強人政治的推崇者的基本觀點，在他們眼中民主政治與多元社會是混亂與無效率的同義詞，人民不具備政治素養進行政治判斷，因此他們鄙視票票等值與由下而上的資源分配過程。

相對的，他們盲目相信那套被包裝成「開明專政」或「菁英治理」的神話，寧可膜拜那種乾坤獨斷由下而上的政治運作模式，由於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是既得利益者的一環，所以將公民社會或轉型正義當作是洪水猛獸，或是顛覆秩序的威脅來源。這種保守又復辟的思想，讓他們不願意正視民選政府在政府治理的成果，一心緬懷黨國體制「那個美好年代」，所以過去信奉所謂兩蔣模式，現在則是投射習近平的中國夢。

但是這些人不理解的是，在一個欠缺問責與監督的政治體制中，所有的政治運作似乎只是維繫統治者的權力基礎，媒體不僅無法扮演「第四權」的角色，而且淪為官方內宣與造神的工具。 2018年民粹政治興起，再加上民眾在資訊欠缺、不完整的狀況下投下了公投票，對政府政策產生了時間上的拘束效果。然而在歷經政府的防疫治理、四項公投的政策溝通與朝野議題攻防時，人民對於公共政策的要求擁有新的認識與標準。資訊的公開、政策的理性決策、政府的科學標準、執政者的對話溝通都是新政治文化的內涵，這也是「台灣模式」重要的制度特徵。

深入觀察，台灣防疫政策的成功就是立足於「強國家強社會」的治理內涵，各涉及「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民間」與「中央與地方」三個層面的協調互動關係，這與中國那種全然由黨國進行的由上而下的壓制維穩作為產生鮮明的對比。 有了決策團隊與相關政策設計，更關鍵就是公共議題的對話與溝通，目的在於公開透明的前提下讓台灣社會與民眾瞭解當下的處境，方能配合每階段政府提出的作為。

主要的關鍵就是把「公民參與」與「社會對話」作為政府治理的基礎，除了讓民眾擁有充分的訊息，藉此理解政府在什麼樣的時空條件下提出新的政策規劃與調整，同時搭配科學數據作為說明，由此論證世界潮流作為施行的正當性。從防疫記者會、開放萊豬進口、四項公投的政策闡述都獲得民意的認同，當下的開放福食解禁議題也是「台灣模式」的延伸。

民粹浪潮曾經襲捲台灣，對民主政治帶來一定的挑戰，直接衝擊「專家政治」的運作精神。從防疫一直到食安問題，政府與民間公民團體的合作，再加上媒體扮演正確訊息傳遞與監督的功能，才能讓「台灣模式」得以建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最大在野黨始終無法扮演「建設性反對」的角色，在公共議題上為反而反或堅壁清野的策略，似乎只為了政治的算計而已，實非全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