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3日，蔣介石在奉化溪口，私下對張學良有個評價：「膽大而怕死，狡獪而糊塗，不可以道理喻也。」西安事變因史達林需要蔣介石來對付日本人，蔣才得以脫險，不僅張學良、楊虎城兩個主角此後的命運已註定，以歷史的後見之明，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崩解也由此開啟，雖然當時毫無跡象，但僅僅12年蔣就被迫離開故土，永無歸期。不能不說，西安事變，無論張、楊還是蔣都是輸家，唯有中共成了唯一的贏家，其關鍵就是蔣在西安脫險之後的撫共決策，幾乎一念就決定了未來的變局。歷史常有出人意料之處，常常不是一個人憑一己之智所能事先料定。蔣如知後事如此，絕不會做出這一樣的決定。

是年1月5日，蔣研究對共黨方針，認為：「應與共黨以出路，而以相當條件收容之；但須令其嚴守範圍。」1月30日，又說：「故對於共匪之處置，應慎重考慮。彼于蘇俄既無接濟，而於主義又難實行，若其果有民族觀念，不忘為黃帝後裔，則于其窮無歸時而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機了。」2月1日，他反省上個月的事，說：「陝甘問題，尚未能和平解決；然逆匪內部渙散，同床異夢，共黨雖從中操縱作梗，亦不敢明目張膽，而且中央對共已有相當示意，忽使其失望，料彼亦終於屈服也。」2月13日，他研究對共黨處理方針，「先監視，後統制」，三天後，又定下「對內則編共而不容共」的方針。到3月1日，他反省上月的事，特別提到三中全會完成，對共黨方針決定。他在3月15日思考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地緣政治，說：「中國始終在倭俄夾攻中，尤以今年必須在日本偽親善、共匪假投降，陰沉情勢之下，穩定陣線，充實國力，或可免於危險。」

不難看出，他雖與中共打了十餘年交道，勞民傷財，耗費國庫，犧牲慘重，其實對中共的本性並無深切瞭解，他幻想過中共會屈服，可以通過收編解決的，但又清醒中共只是假投降。這大概是他一生做出的最重大的決定。他在西安事變脫險之後，為何非得容共，是否有蘇聯的因素在內，以往我也覺得蘇聯的壓力可能是他做出這一決定的重要因素。但從3月3日的陳誠日記來看，這一思路有些問題，至少與蔣的判斷不合。

蔣大錯特錯

這一天上午，陳誠見蔣介石時，說起一般對於西北的處置，似有獎亂之意。蔣不以為然，「認為用兵是不得已之事，須過慮部下及人民之犧牲及國家之地位，對張部擬待調出後再行設法，使其為國家武力，對楊仍極主【張】解決，對匪則視國際及國內變化如何而定，因今後匪不足為患，而大患在軍閥。又復員後部署，應以監視四川為主，對於李、白擬以國防會議名義，使其來京，如李、白同意，即定開會日期。」他囑陳誠擬軍事部署：「漢中、宜昌、施南、沅陵均應置重兵。」

陳是他的親信，這些私下交談，比那些冠冕堂皇的公開說辭無疑要更真實，他說得很清楚，中共已不足為患，大患是軍閥，除了他提到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劉文輝、鄧錫侯這些人，沒有提及的韓複渠、陳濟棠、龍雲、閻錫山，到處都是他眼裡的軍閥，他在私下對這些人常有點評，比如他說閻錫山：「此人陰險卑劣，不顧大局」、「此人投機取巧，趨新附奇」，他說韓複渠「奸詐卑劣，尤可痛也」。此時，他將這些有地盤、有槍桿的軍閥視為心腹大患，寧願放過中共，以收撫的方式來處置，雖然他在做這一決定時也很艱難，甚至夜不成眠。但這一決定對未來將產生的根本影響，是他完全估計不及的。軍閥要的是無非地位、金錢、權力，而中共要的是政權，這一點從未改變過。蔣認為他們已不足為患，真是大錯特錯。作為政治領袖，既有如此重大的判斷失誤，就要為此承擔一切後果。

陳誠見蔣的當天下午，又見了汪精衛，相比之下，汪對中共的認識要比蔣清醒得多—「對於赤匪極力主張肅清，並謂第三國際指赤匪之四點極堪注意：服從中央推動抗日。占領臨潼、寶雞以北地區，樹【立】基礎。盡力分化國民黨，使其成為容共、剿共二派。待機發動推翻國民黨之統治。」

以歷史的後見之明，汪的這一判斷無疑高於蔣，80年前，1937年的初春，唯有將中共徹底肅清，才能免除後患。3月6日，陳誠宴請梅貽琦、王世傑、翁文灝、袁同禮、何廉、傅斯年等知識份子，「對於西北之事變無不痛駡，並均主張徹底解決。」只是他們 和汪精衛的想法都未能變成決策，蔣介石也只能在1949年痛別大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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