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諸於維新的「國際壓力」

在明治維新的歷史背景當中，有英法兩國的強大壓力存在，這點已經從包括尾佐竹猛博士與石井孝教授等等的諸家研究中所釐清。不僅是學者，連劇作家真山青果在《江戶城總攻》三部曲、作家子母澤寬在《勝海舟》第七卷當中，都正確地描寫出，英國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與法國公使羅煦（Léon Roches）的活躍，大幅制約了西鄉隆盛與勝海舟的行動。

薩道義的《回憶錄》也是一樣，如果懷抱著那種意識閱讀的話，也算是以支配日本為目標的英國的勝利紀錄。如果讀了石井教授的《明治維新的幕後》，就可以充分瞭解到巴夏禮支持、操縱薩摩藩與長州藩的力量，打敗了幕府方的演出者羅煦，加速了幕府的崩潰與維新政府的成立。

「如果觀察背後的脈絡，被當作維新史佳話傳誦的勝海舟與西鄉隆盛兩雄的會面，也是在巴夏禮反對攻擊江戶的這份國際壓力之中進行的。」（石井孝教授）

我相信勝海舟與西鄉隆盛的會談，一定會是裝飾日本歷史壁畫當中的一段佳話。不過，關於那次會談，只有「在國際壓力之中進行的」這一點，是絕對錯不了的。

來自「歐美列強」的壓力的確很強，如果將之屏除在考慮之外，就會無法理解明治維新這個「複雜的變革」。並且對於接續在維新之後的征韓論、台灣征討、西南戰爭、條約改正運動、從自由民權運動往大亞細亞主義急轉、日清戰爭與三國干涉、日英同盟與日俄戰爭、韓國併合、滿洲國建國、日支事變與太平洋戰爭──意即我所謂的「東亞百年戰爭」的全部過程，都會無法理解，這些全部都是在強烈的「國際壓力」當中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列強」對日本施加的壓迫並沒有因為明治維新而消解，儘管日本人拼命地反擊，這份壓迫卻逐年地增大、然後組織化，並且在太平洋戰爭的前夕到達顛峰。

馬克思學派史學的無效性

為了寫接下來的論述，我竭盡所能地試著讀了以《服部之總著作集》為首的左翼史學家的明治維新史。因為其數量之龐大，我無法說全部都過目了，可是，到現在這一刻為止，我感覺越讀左翼學者的著作，明治維新的身影就越離我遠去。到底是為什麼呢？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維新史」還是在爭論中的問題，有關其「本質」、「期間」，都還沒有產生出一致的定論，完全是處在各說各話的階段。不過，原因似乎也不只有如此。

在戰前就已經有了「講座派」與「勞農派」的爭論。雖然爭論的焦點在於「明治維新是否為布爾喬亞革命」，但因為這兩派人士都自詡為是馬克思主義者，使用的方法與術語也都相同，在第三者的眼中，看起來就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分店在互爭正宗的地位。

依照馬克思學派的學說，革命是指「由一個階級往其他階級去的政治權力移動」，可是這個公式無法適用在明治維新上。越深入調查越會覺得，明治維新是一場「奇妙的政權更替」。儘管德川幕府已經顯露出崩潰的前兆，但並非因為內部存在著「近代布爾喬亞」革命的勢力在增長。即便是屢次發生的百姓一揆，也算不上是動搖封建制度基礎的農民戰爭。就算許多史學家誇大武士階級的腐敗無能，也無法認為領主與家臣集團整體喪失了支配與領導能力。事實正好相反，對自弘化年間以來的「外患」反應得最為敏感的，是被稱作「賢公」的領主們及其家臣集團。在上層階級的農民與商人之中，雖然也輩出了「攘夷家」、「熱心人士」、「有志之士」，可是這些人大多希望成為武士，未必是站在封建制度的對立面。而把武士分為上級與下級，將維新視為下級武士階級「革命」的看法，也已判明是胡說。

在此，產生出了名為「生產（manufacture）論爭」，即為手工業式的論爭，以及主張明治維新是「復辟（Restora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的學說。如果「講座派」說，因為明治維新只是將政權從武士移轉到武士，從幕府移轉到藩閥政府，所以不是像法國大革命般的布爾喬亞革命。「勞農派」就會回答，「不，明治維新儘管異常，還是布爾喬亞革命。資本主義的嬰兒在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內部已經出生，然後在藩閥政府下成長至成熟或未成熟的資本主義」。

總之就是分店之間的爭執，就只是以學者為名的孫悟空，在稱為馬克思的如來佛掌中到處跑。他們全都從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出發，又回到了《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他們覺得自己馳騁於維新史與世界史當中，卻連一步都沒踏出馬克思所寫的小冊子。

「民族主義式觀點」的登場

難道明治維新就單純只是明治維新，不好嗎？就算明治維新不像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也沒有道理覺得對不起馬克思跟列寧吧。即使從「明治維新跟任何國家的革命都不相似」這個不證自明的前提出發，來進行研究，也絕對不可能變成在否定「歷史的法則性」不是嗎？

至於「外國的壓力」開始被左翼學者公然提出，並當作明治維新的原動力之一，是在戰後的現象。儘管戰前的左翼歷史學家並非完全忽視掉「外國的壓力」，但他們的著力點是，專注於從「封建制度瓦解」以及「人民的鬥爭」中尋求維新的原動力，避免強調「針對外國壓力的民族鬥爭」的面向。因為假使深究這個問題的話，會正面撞上「日本的民族主義」。對戰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一切「有民族性質的事物」都是光碰到就會弄髒手的穢物，加以無視或者閃躲避過是常識。因為我也是當年的「馬克思主義學生」，所以很瞭解這股氛圍。左翼就只是一心一意的「國際主義者」，極度嫌棄「有日本氣息的事物」。就算說他們親自拒絕當「愛國者」，把針對「有日本氣息的事物」的研究，都交給右翼學者而轉身離去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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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股氛圍看似因為戰敗而徹底翻轉，美軍占領日本、「民族共產主義者」毛澤東政權誕生，再加上之後的美蘇公開對立，全面改變了這股氛圍。當日本共產黨突然開始自稱為「愛國者」時，目瞪口呆的應該不是只有看家本領被人抄走的右派學者吧。戰前馬克思學派的學者諸家，肯定也很困惑要把他們的「國際主義」收到哪裡。

「不過，在用歐洲的君主專制或是布爾喬亞革命作為標準衡量明治維新之前，再把日本當作亞洲中的日本重新審視，也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的觀點吧。這個論點，在戰後的研究中，會產生『以對抗外國壓迫，達成身為民族的統一與獨立』的面向來理解明治維新這樣的研究方法，可說是理所當然。」

這段文字，是共筆作者中有許多戰後派左翼學者的《日本歷史》第十卷（讀賣新聞社版）的其中一節。

「達成明治維新的力量不用說當然是在日本國內備妥的，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歐洲、美國的布爾喬亞革命早已結束之時，身處在這種終須展開國家統一以及創立資本主義的國際環境下的日本，所受到的影響。」（《日本歷史》）

根據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權威學者，已故的服部之總教授的說法，「歷史學是針對過去的政治」。如果從這個駭人的反歷史觀點來看，歷史可以因為政治需要而被無數次地修改。像「俄羅斯共產黨史」已經被改寫好幾次，明治維新史看起來也開始被對政治很忠誠的左翼學者們熱心地改寫了。

在戰前被拋棄不顧，連碰觸都是左翼學者禁忌的「民族主義」，開始受到鎂光燈的關注。在政治方面，出現了諸如「反安保鬥爭」、「反核武運動」等「新攘夷主義」。即使這是只針對美國這個「帝國主義夷狄」的單方面式的攘夷運動，但在中蘇決裂、對立的現在，可能不久後就會出現針對「蘇聯帝國主義」的攘夷運動。我想世界上應該沒有其他左翼人士像日本左翼那麼地忠於外國的吧。

※本文摘取自《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來自敗戰者的申辯與吶喊》，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林房雄（Fusao Hayashi）

本名後藤壽夫，日本小說家、文學批評家。早年以參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著稱，後來成為強烈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林房雄曾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但在1925年離開學校，以無產階級文學作家的身分登入文壇，把精力投入到左派政治和藝術中，其後多次因參與左派運動被檢舉入獄。1932年出獄後發表《青年》，宣稱思想「轉向」，1935年創作《浪漫主義者的筆記》，宣布不再支持馬克思主義，並於1936年開始中斷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一切聯繫，發出「無產階級文學作家歇業」宣言。林房雄在戰後以「白井明」為筆名從事寫作，相較於當時盛行的左翼論述，其言論無疑給日本帶來了新的活力。
 

林房雄對於左翼的批判性論點，同時也得到了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的共鳴。兩人於1947年在《新晚報》編輯部相遇，之後持續交流；三島於1963年撰寫了《林房雄論》，評論其言論與作品，並於1966年將兩人之間的對談集結出版為《對話•日本人論》。三島由紀夫於1970年切腹後，林房雄擔任三島由紀夫追悼會的邀集發起人代表，並在弔唁中寫道：「不等盛開的櫻花，自己散落。」

林房雄畢生著作甚豐，1963至1965年在《中央公論》雜誌刊行連載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在日本引起極大爭論，即使在出版幾十年後，爭議也依然存在。其他著作包括：《青年•文明開化》（夏目書房，2003）、《天皇的起源》（夏目書房，2002）、《青年：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的青春世代》（德間書房，1986）、《現代史的證言》（日本及日本人社，1981）、《悲傷的琴聲：給三島由紀夫的鎮魂歌》（文藝春秋，1972）、《林房雄評論集》（浪曼，1972-1974）等。

譯者簡介

許哲睿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研究興趣是從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觀點討論戰略。以日本航空自衛隊為題目撰寫碩士論文，有數篇日本國防相關的文章、報導散見於軍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