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退一步的回顧

話說炸死張作霖的影響傳回日本後，只導致田中義一首相「猝死」，在滿洲只造成張學良易幟加入國民黨，抗日運動浮上檯面而且更形劇烈，看起來似乎是「徹底失敗」，但歷史的洪流絕對沒有在此停止。佐佐木到一上校說的「幸好因為實地教學，要醒的人醒了」，這也是在不為政府與國民所知的舞台幕後，悄悄地、順利地在準備接下來的「滿洲事變」。

要理解這份準備與再度爆發的事件，必須稍退一步回顧一次從當時到現在的世界與亞洲情勢。

張作霖在被炸死之前，趁著北伐的蔣介石軍隊、馮玉祥的北洋軍閥、毛澤東的共產黨軍隊三方混戰之際，進入北京成立軍政府，自任大元帥。三方混戰變成四方混戰，各方勢力背後分別有美國、蘇聯、英國、日本等國「援助」。不用說，這些「援助」的目的，當然是利用支那內亂，保護、擴大自己國家的特權。但「新中國」已經醒過來了，反殖民主義鬥爭成為國民運動，以收回租界、廢除不平等條約、民眾暴動、抵制、罷工展現。這波排外鬥爭不只針對日本，也向美國、英國發動，蘇聯也不例外。「列強」打算援助、利用支那內部三方混戰、四方混戰的任何一方，但情況已超出外國人能夠利用的內亂。

支那民族主義

進入革命時期的支那，在互相鬥爭的各方勢力基礎裡流動的，是「復興中國」──也就是支那民族主義；各國不要說加以利用，若有失手，可能就會落入被趕出中國的情況。激烈的反英運動，已經比反日運動先展開了。蘇聯對國民黨政策失敗，因為蔣介石發動上海政變清黨，政治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遭到驅逐。然而，英國巧妙地閃躲，接著美國、蘇聯也藉承認支那「自主權」，閃過民族主義的銳利刀鋒。但是，日本落後了；不，不是落後，本從一開始就陷入了無法如此「巧妙回身」的立場。

以英國為頭陣，西方各國的「歷史性使命」，是將全世界殖民地化，這項使命在上一世紀已經達成一半。法國取得北非與法屬印度支那；荷蘭領先法國，取得以爪哇、蘇門答臘為首的「荷屬東印度」地區；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與菲律賓。新帝國美國途中闖了進來，美國拋棄門羅主義，在美西戰爭中獲勝，稱霸新大陸，將西印度群島、墨西哥作為屬國，讓日本「開國」，奪取菲律賓，兼併夏威夷，主張「白色太平洋」，盯上支那大陸，並在日俄戰爭之後，確認日本列島是前往支那最有害的障礙。

另一方面，在歐洲的邊疆，在歷史的角落裡沉默的半亞洲式未開化國家俄羅斯，因為彼得大帝而開始甦醒。因為英國與法國壓力，俄羅斯在西邊遭到阻擋，於是往東方的西伯利亞與阿拉斯加前進，用庫頁島與千島群島問題威脅日本，盯上滿洲、蒙古與大清帝國發生衝突，因此引發日俄戰爭，遭遇了意料之外的「亞洲的反擊」。英國與美國，在日俄戰爭時與日本結盟、支援日本，是為了妨礙俄羅斯帝國進出東亞，這件事不需要再說明吧。

日俄戰爭的結果

但是，在日俄戰爭中落敗，對俄羅斯自身與世界也都造成預料之外的副作用。因為日本戰勝，俄羅斯開始覺醒，後來在俄國內部，羅曼諾夫王朝也因為列寧的黨而覆滅，共產主義蘇聯這個新帝國出現了。史達林不僅繼承列寧的革命，也繼承彼得大帝的雄心壯志，開始侵略東亞、征服世界。

蘇聯不管是對舊帝國英國而言，或是對新帝國美國而言，都是難以對付的新興帝國。蘇聯反向操作十八、十九世紀的歐美殖民政策，藉由煽動、獎勵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闖進來分割支那。英國、法國、美國，對此都不得不退縮。一失手，不僅既有的殖民地與特權會被奪走，本國還會因為共產國際建築在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煽動神話上的謀略陷入危險。

歐美列強想藉「反共」團結，日本政府跟軍方當然也「反共」。只是這次團結，因為彼此利益衝突而無法順利進行，「列強」只能各走各的路。

蔣介石的致命錯誤

首先，英國與美國順利拉攏蔣介石的國民黨，國民黨與蘇聯斷絕關係，全力集中於反共與抗日運動。日本變成支那民族主義正面的敵人，「大亞細亞主義」、「興亞主義」都失去效果。但蔣介石在此也犯了致命錯誤，極端地說，國民黨變成了英美的魁儡政黨，不再是支那國民之黨。我不是配合日本的利益與偏見，在指出這件事情，蔣介石的過失是經由之後的歷史證明的。蔣介石的國民黨喪失了「國民之黨」實質內涵，由中國共產黨取而代之並成長茁壯。儘管毛澤東的黨提倡國際共產主義，但本質上還是支那民族主義黨。最初接受蘇聯援助，現在還是自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傳人，與蘇聯對立。

把日本軍隊趕出支那大陸的，不是重慶的國民黨政府，是美國、英國與同盟國軍隊。但是，支那民族主義的目標，是驅逐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儘管重慶國民黨政府成功躋身戰勝國，卻無法滿足支那國民的希望。戰後的政治狀況與戰局發展，快速倒向對中共有利的方向，毛澤東政權把一切帝國主義勢力，包含蔣介石政權在內，都逐出國外，只留下蘇聯。這不是國際主義的勝利，是支那民族主義的勝利。不出十五年就發生中蘇對立，是理所當然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亞洲新誕生、復活的新帝國。無法與國境相連、有多年互相侵略傳統的俄羅斯新帝國「和平共存」，此乃理所當然。儘管都是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新帝國，俄國有俄國的歷史與傳統，支那有支那的歷史與傳統。俄羅斯有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與史達林皇帝的功績，支那則近有乾隆皇帝大舉征服、擴大版圖，遠有超越羅馬帝國的大唐帝國前例。

史達林公開說日本敗戰是「日俄戰爭的復仇」，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心聲；毛澤東說美國是「紙老虎」，罵赫魯雪夫是修正主義者、是向美國帝國主義投降者，在他收復失地的計畫中，當然有一部分西伯利亞、蒙古、西藏、印度邊境地區，連大清帝國舊屬國越南、馬來群島各國、沖繩、朝鮮都有，是因為當中包含了自大唐帝國以來的民族自傲，以及支那民族對列強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殖民的怨恨。

「中共的悲壯命運」

新中共帝國無法饒恕鄰國俄羅斯共產帝國的理由，跟無法饒恕美國、英國、日本的理由相同。舊俄羅斯帝國與日本交互地覬覦滿洲、蒙古、朝鮮，但新俄羅斯帝國並沒有捨棄這項傳統政策。「中蘇對立」並非是主義或意識型態之爭，必須當作是貫穿漫長歷史一直持續對立、鬥爭的兩個帝國的民族主義再度點燃，方能理解。在此有著爆發下一次大戰的危險，有著「中共的悲壯命運」。

因為大清帝國老化、衰弱，日本這個小國，反覆各種困難，以創造、加強「武裝天皇制度」這個戰爭體制的方式，即使不甘願，也「代表」東亞各國，持續地打了「能在戰鬥獲勝，卻贏不了戰爭的百年戰爭」而完全落敗離開戰場，脫下戰士的盔甲。日本這位戰士，現在正在歷史舞台幕後休息，這是約一百年來首度休息。現在才頭一次能回顧家庭，思考充實產業、內需、貿易，整頓內政，被給予走向「現代化」的餘暇。

緊接在敗戰之後的日本的風景，因為持續了百年的戰爭，政治跟經濟都千瘡百孔。制度、道德、習慣都只有適用於戰爭的，連個對和平的日常生活有用的東西都沒有。由於最後的大敗戰，人沒屋子可住，庭園跟農田變成焦土，人心荒廢，我也幾乎絕望，認為要恢復至少要花一世紀。我認為我完全營養失調，將不久於人世，躲進鎌倉山谷間的深處，想要寸步不離這座山谷，死在這裡。然而，世上沒什麼東西比人的預想、計畫、計算那般靠不住。過了三年，我沒死，開始有時候會從山谷底出來到東京去，每次出去，看到橫須賀線鐵路沿線復興的情況，都瞪大眼睛，後來開始會覺得高興。雖然遭到公職追放，但不是失去謀生方法，只要工作，就有相應的收入，兩個兒子也成長得很好。我也盡我所能的努力工作，但日本人整體來說肯定比我更努力工作。經過十年的時候，我計算要過一世紀才能達成的復興，已經看似開始就緒了。韓戰之後世界情勢驟變，似乎也對日本復興帶來了好處。現在是敗戰後二十年，這份「繁榮」，就算背後伴隨著我們老世代不喜歡的各種現象，但在二十年前有誰能夠預測到這份「復興」呢？

新中共帝國的使命

然而，要安心談「日本復興」還太早。我想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帝國的命運。日本發起的「東亞百年戰爭」結束了，但是還有東亞問題留著。其他還有非洲、東南亞各國、中南美洲各國的問題，美國自己國內也有黑人問題燃起。加入聯合國的各個新興國家，大部分是在日本戰敗後獨立的國家。不要去說這些國家的獨立是日本奮戰、玉碎的結果吧。但是，那是日本對西力的抵抗──要說那是侵略，是各位左翼學者的自由──日本對西力的抵抗產生了正負兩面效果，而比起負面效用，新興國家的獨立肯定是正面效用的結果。只是，獨立並不直接意味解放與繁榮，許多新興獨立國家是所謂「低度開發國家」，是「近代化之前的國家」，其自身含有許多困難的問題，距離地球上所有人種、民族都擁有平等與共通的繁榮的那一天還很遠。

這些新興諸國中最大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帝國藉利用「侵略中國」這個日本對西力抵抗的負面效果，讓亞洲最強大國，舊支那帝國復活。可以說亞洲、非洲新興獨立國家的人氣與希望，都集中在這個新帝國。中共自身也自認這些國家的「希望之星」，看起來有意地在努力要變成那樣。為此，會越來越強調反美主義，同時必須展開反蘇聯鬥爭。我稱此為「中共的悲壯使命」，中共無預期地繼承了日本的「東亞百年戰爭」。

日本被趕下歷史舞台，眼前正滿足於被趕下舞台，在「天下太平氣氛」中，治療戰爭受的傷，想要走到「現代化」之路。現在的日本人的意識中，既沒有「興亞」，也沒有「脫亞」。就算首相被戴高樂將軍說是賣電晶體收音機的業務員，日本現在暫時應該要專心修理作為「百年戰爭」結果，千瘡百孔的國內吧。（對天下太平氣氛與喪失國家目的，日本人已展開部分的抗拒，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未來近期在東方要發生戰爭，主角已經不會是日本帝國，而是中共帝國。現在以及未來近期的日本，在任何一點上都沒有成為戰爭主要動力的條件與實力。以美國帝國、蘇聯帝國與中共帝國為主角的三方混戰的世界戰爭，會持續百年還是因為核子武器而在一瞬間終結，只有神知道。

※本文摘取自《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來自敗戰者的申辯與吶喊》，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林房雄（Fusao Hayashi）

本名後藤壽夫，日本小說家、文學批評家。早年以參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著稱，後來成為強烈的極端民族主義者。

林房雄曾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但在1925年離開學校，以無產階級文學作家的身分登入文壇，把精力投入到左派政治和藝術中，其後多次因參與左派運動被檢舉入獄。1932年出獄後發表《青年》，宣稱思想「轉向」，1935年創作《浪漫主義者的筆記》，宣布不再支持馬克思主義，並於1936年開始中斷與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一切聯繫，發出「無產階級文學作家歇業」宣言。林房雄在戰後以「白井明」為筆名從事寫作，相較於當時盛行的左翼論述，其言論無疑給日本帶來了新的活力。
 

林房雄對於左翼的批判性論點，同時也得到了日本文豪三島由紀夫的共鳴。兩人於1947年在《新晚報》編輯部相遇，之後持續交流；三島於1963年撰寫了《林房雄論》，評論其言論與作品，並於1966年將兩人之間的對談集結出版為《對話•日本人論》。三島由紀夫於1970年切腹後，林房雄擔任三島由紀夫追悼會的邀集發起人代表，並在弔唁中寫道：「不等盛開的櫻花，自己散落。」

林房雄畢生著作甚豐，1963至1965年在《中央公論》雜誌刊行連載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在日本引起極大爭論，即使在出版幾十年後，爭議也依然存在。其他著作包括：《青年•文明開化》（夏目書房，2003）、《天皇的起源》（夏目書房，2002）、《青年：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的青春世代》（德間書房，1986）、《現代史的證言》（日本及日本人社，1981）、《悲傷的琴聲：給三島由紀夫的鎮魂歌》（文藝春秋，1972）、《林房雄評論集》（浪曼，1972-1974）等。

譯者簡介

許哲睿

政治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研究興趣是從日本外交、安全保障的觀點討論戰略。以日本航空自衛隊為題目撰寫碩士論文，有數篇日本國防相關的文章、報導散見於軍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