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時代革命》獲得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導演周冠威在得獎感言中，對身在香港或身陷囹圄、未有機會看到電影的香港人表示：「祈求單單是這套電影的存在，可以給你一份安慰，一份擁抱。」

這部從開始拍攝到完成製作花了近兩年時間的紀錄片，源自二○一九年八月，周冠威接到的一通電話，有商人邀請他拍攝一部向外國人講解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情的紀錄片。

在這之前，自言是「和理非」的周冠威在反送中運動只參與過和平的遊行、以及在家附近的隧道設立連儂牆，加上運動期間太太懷有第二胎、需要處理電影《幻愛》的剪接，於是只能透過電視螢幕留意事態的進展。

接受了拍攝紀錄片的邀請後，周冠威在八月三十一日當天，正式開始拍攝這場運動的現場，也是他首次真正走到現場，以紀錄者的身分，參與這一場運動。第一次出動，有現場抗爭者質問他屬於哪一間傳媒機構，他說了句「我是《十年》導演」，獲得信任之後，從此增加了製作這套電影的信心。

在八月三十一日後，周冠威為紀錄片定下了方向，希望能夠深入探討蒙面抗爭者們的內心，一個個無名的抗爭者，導演認為每一個人背後的經歷，都值得被拍下來，值得讓觀眾瞭解他們的聲音。選好受訪者之後，就開始了長時間的追訪，周冠威坦言，《十年》導演的身分，令他獲得了很多受訪者的信任。

在理大最慘烈的一役，《時代革命》裡的勇武受訪者都在裡面，身為導演的他，也跟隨他們走到現場。跟訪期間中了水炮車的藍水、中了胡椒噴霧、頭盔也中了橡膠子彈，見證了理大裡面的絕望氣氛，也在離開理大之後，在滿目瘡痍的街道上，看到港人心裡的傷痕。

《時代革命》在二○二一年七月於康城影展（坎城影展）首次放映，那是《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之後的時空，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已被定性為具有港獨意味的當下，周冠威是紀錄片中唯一具名的製作人，旁人擔心他的安危，但他仍選擇了留在香港，直接面對恐懼。

對於周冠威來說，選擇離開香港是基於恐懼，離開之後只會繼續恐懼下去，身為基督徒的他，透過信仰去支撐自己走到這一步，由於不想被恐懼所占據，他最終選擇留在香港，希望獲得心靈的自由。留下來後，心裡預計將來或有一日會被監禁，但他希望自己的內心仍是自由的，也希望如果這一日來臨時，讓世人看到的是勇氣而非恐懼。

本文由電影拍攝期間及二○二一年十一月時書籍製作團隊對導演的訪談整合而成，提問以黑體字標示。

在理大最慘烈的一役，《時代革命》裡的勇武受訪者都在裡面，身為導演的周冠威，也跟隨他們走到現場。（《時代革命》提供）

從六月九日開始，你在整個反送中運動的參與是怎樣的？

我在六月九日那天有出去的，那個感覺是︰我們回來了。

無論是六月九日還是六月十二日，都令我覺得好像有個很大的盼望，盼望是亢奮的，有這麼多人再走出來，即在雨傘運動之後突然有這麼多人重新走出來，令我感覺不孤單。我覺得有很多人在這場運動中走出來，那種同行、團結的感覺很強烈，這令我相信為什麼這場運動可以維持這麼長時間的原因。

當你一個人在家裡覺得很孤獨的時候，走上街會有另一番感受，會覺得自己很有力量，因為身邊有很多同路人，同樣堅持的人、有勇氣的人、願意在打壓底下走出來的人，很多人走在一起是我走上街頭一種很大的感受。

我記得在二百萬人遊行的時候，我是和老婆及兒子一起出來的。但我只能走到這一步，我是一個爸爸、老公，因為有家庭的考慮，所以我做不到什麼，在兩次大遊行之後，我都做不到什麼，加上我太太在這一場反修例運動當中懷有身孕，是我的第二個小孩，太太的身體反應很大，又咳又嘔，她那時候很辛苦。

在六、七、八月基本上都是在照顧老婆、照顧兒子，把時間都花在剪接《幻愛》上，很忙很亂，我只能夠在家裡看電視，看到很多不公義的事，但只懂在家裡哭，我很想出去……有時我都會跟家人說，如果不是因為我有家庭，我已經走了出去。

這是我的心願，但最後夠不夠膽走出去，都是個疑問。因為我本身真是一個拍電影的人，我不是社運人，最多只是去遊行示威…

其實我自己有點內疚，我很想出去但又出不到，被自己的勇氣及家庭所限。但那段期間也有參與一小部分的抗爭，其實佐敦的連儂牆是我弄的，或者應該說是我老婆啟發的，她有這個想法，說不如在家樓下的隧道弄一個連儂牆，然後我便說好，但她懷孕真的很辛苦，慢慢就變成由我一手一腳去做。

很多人使用我們那個佐敦連儂牆，我兒子也有在那裡畫畫，我又寫、又開咪（開麥克風）叫大家去寫，我終於走了一小步，很為自己感到驕傲。之後見到有人拆我們的連儂牆，真的很難過，因為真的很美麗，有很多人在上面寫東西。

當我問老婆怎麼辦的時候，她鼓勵我將被拆的紙執拾（收拾）起來，我記得是政府部門的人拆的，當我在執拾的時候，那個政府的人走過來問我︰「你是否想執拾？不如你去另一邊牆貼吧，我們只是交差要拍張照，只要這一邊的牆乾淨就可以了。」

他竟然教我要怎麼做，他是支持的，由於工作所限所以要拆走，他幫我拆，拆完之後我自己就搬去第二邊貼。貼著貼著，有另一個大叔走過來問我是否需要幫忙，之後一直有人沿途加入，一起重建那一個連儂牆。

這是我參與的一小部分抗爭。

最初拍攝《時代革命》的契機是什麼？

去到二○一九年八月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在找工作。

當時經濟上我是借錢維生，因為拍攝《幻愛》的工作，我是辭了工作去做的，頗長一段時間是靠借錢維生，到八月的時候真的覺得不行了，加上太太又有第二胎，所以要去找工作賺錢維生。

突然間我收到一個電話，電話裡頭是一個商人，他看完《十年》之後想起我，他有一筆錢，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拍紀錄片，去記錄香港人的事件讓其他人知道，他說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很多外國人都一知半解，他突然有個想法，如果有部紀錄片，簡簡單單，看完就會明白。

這是他的心願，亦是他參與這場運動的方式，所以就打電話給我，說想邀請我去做這件事，問我覺得值不值得做？我就答應了，你夠膽找我，我就夠膽去做。

收到這個電話的時候，其實我是毛管直豎的，我有信仰，會覺得「主啊，你不是要我走出去吧？」我真的沒有試過出去現場，最多只是在雨傘運動時候在後排吸過催淚彈，數個小時之後就走了的人，我沒有經歷過正面衝突，也沒有走過去最前線。

如果我接了這一個工作，因為我自己對於影像上的要求很高，所以要拍這場運動不會在後排拍的，我會全程投入，會迫自己走到最前線。

紀錄香港「反送中」的《時代革命》，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長片。（金馬執委會提供）

收到電話之後，與家人商量的情況是？

收到這一個電話之後，坦白說是很想做的，於是我就去問我老婆，我是一個很有立場的人，如果我用《十年》那麼明顯及立場鮮明的方式去拍紀錄片的話，我覺得那個敏感程度、我自身的危險程度，都會相對《十年》來得更大。

我去問老婆支不支持。

我太太一直都知道我想拍攝的，我想去做紀錄片，記錄香港的抗爭，其實在雨傘運動時候我已經很想出去，所以她很清楚我的欲望及想法、我的熱情，我想承擔這一個責任及使命，但雨傘運動時我太太懷孕，我就出不到去。

要說《時代革命》之前，其實《十年》才是最關鍵的。

《十年》是在雨傘運動之前的四月拍攝，我收到電話之後，已經想拍《自焚者》這個故事，當時我很認真跟太太商量，我從來沒有拍攝過政治的題材，但我很想拍攝這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是我二○○九年寫下的，一直都沒有資金、沒有機會去拍攝，但現在《十年》團隊邀請我去拍香港的將來，為香港求出路的時候，我想直接面對政治，我想拍這一個劇本。

我跟太太說，你要想清楚，因為這個劇本是談論香港獨立，極大可能會影響到我的事業。她其實是很不想我拍攝的，最後祈禱過後問我，你是否很想拍？我說是。她再問是否覺得有意義，是否覺得神都希望我拍？我都覺得是的，然後她就支持我了，尊重我的決定，全力支持我，過了這一關之後，可以說是義無反顧地追隨我。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其實是那一個決定，之後去到《時代革命》是升級了，但我太太已經義無反顧了。所以關鍵不是《時代革命》，關鍵是《十年》。

也是因為《十年》的準備，導致了數年之後的《時代革命》，我們過到這一關。

如果當初沒有人去找你拍紀錄片，你覺得你在這場運動的參與會是怎樣？

我可能繼續是一個和理非，那個電話是推動我的最後一根稻草。如果沒有，可能我會維持在很想出去拍、但不夠推動力的一個和理非。我相信我會是這樣。

另一個拉扯就是家人，我太太第二次懷孕，我大兒子是雨傘運動，我的小女兒是反送中運動，我太太懷孕，她很辛苦，所以我很想留在家中，會令人不想出去拍攝，因為我想照顧家庭。但有時候可能就是一些機會、時機、際遇，我覺得就好像一個呼喚，我終於可以出去了，由六月忍到八月，其實真的忍得頗辛苦。

可否談談最初開始拍攝時候的經歷？

當時的心情是戰戰兢兢的，因為未試過，太龐大了，亦都有問過其他人的意見去思考該如何拍攝。

因為運動六、七月已經開始，八月才來找我、才開始拍，思考完可能才能開拍，已經很焦慮不安。

但最後都是做了再算，唯有見招拆招，政局的變化我都估計不到，這場運動的發展我也都估計不到，那便嘗試吧。

到正式找攝影師的時候，我是處處碰壁，不是有那麼多人願意走上前線，可能要承受身體有反應，例如吃催淚彈、有危險等。加上這一場運動很龐大，不是一、兩個人可以做到，八月底的時候，我只找到一個攝影師，我們就一起出去拍。

八月三十一日是我們第一次走上前線。

開始時候是戰戰兢兢，無法太投入，可能用導演的身分去處理，去到有衝突事件的時候我就站在後排，我的攝影師走到前面拍，我在後排等他。但當在現場久了之後，人就會開始定了下來，就會蠢蠢欲動，其實我當時帶了一部家庭式的攝錄機出去，但一直都很不想用，因為拍出來的畫面不夠好，我對畫面質素有要求，但最後都忍不住了，大概黃昏時候，我就打開了我那部攝錄機。

打開了攝錄機之後，初時我仍然是在後排的，但慢慢就愈來愈前，我和攝影師已經失散了，是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在前線，那個感覺很陌生，雖然在電視上見過，但眼前的銅鑼灣跟我認識的銅鑼灣，無論是氣氛還是人都覺得很陌生，我好像進入了一個異境，進入了這一個地方的時候，我仍然很抽離。

去到現場有種很強的感覺，就是他們真的在幫我擋子彈。我聽到槍聲嘭！嘭！嘭！而他是真的在我前面，用身體幫我們擋子彈，我安全地站在他們的後面，那種感覺是有點不忍，覺得為什麼要小朋友幫我擋？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有勇氣，當我很戰戰兢兢的時候，那個對比就更加強烈。我慢慢愈走愈前，我是那麼地害怕，但我愈向前走，我就愈不害怕，不是勇氣先走出來，而是走了出來才生出了勇氣。

在拍攝的期間，我遇到一個手足。

手足見到我拿著一部攝錄機，可能以為我是鬼（內賊）、以為我想拍攝大頭相，因為我又不是新聞記者，他就凶我說：「你是哪間報館的 ？你是哪裡的？」

但我不是新聞記者，沒有報館，當時很焦慮、不安，突然就回答他一句：「我是《十年》導演。」然後那名手足便說︰「我有看過《十年》，好作品來的！」然後他就離開了。

這好像是一個鼓勵，心也定了下來，於是我就繼續拍，才發現原來我說自己是《十年》導演就可以了。

在他講完之後，我當晚就愈來愈前，見到很多事情，有些傷者在我身邊經過，心裡很難過，加上我未親身見過，其實是有點恐怖的，有點打仗的感覺。

後來當手足Be Water走的時候，我不知道應該走還是不走，因為我穿了一件記者的反光衣，最後沒有走到，突然就變了站在最前，我「被前線」了，我是被迫走上前線，站在警方跟示威者中間，但因為我沒有防護裝備，所以就決定退一步。

就在我離開的時候，我在銅鑼灣的內街見到了陳伯，慕名許久，我終於見到他了！當時有防暴在追趕一個年輕人，陳伯就走了過去，於是我拍下了陳伯跟警察的對峙，這是我的第一次，感覺很難磨滅、很刺激，但要強迫自己聚精會神在鏡頭那裡，強迫自己壓著情緒，就是這樣完成了第一晚。

離開之後，我們去坐地鐵，然後就在我回到家樓下的時候收到消息，有警察在太子站打人，即是大家都知道的八三一事件。當下當然覺得很憤怒，但又不禁會想到為什麼我沒有遇到？我都是坐地鐵，為什麼我沒有遇到？為什麼我不多留一陣子？可能留多一會之後，我坐的列車就會是那一班列車。

如果我是拍紀錄片的人，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拍的，或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所有大事我都應該要拍到。但之後再沉澱反思，就發覺其實我是控制不到的，我不應該期望自己好像新聞記者般，我只有自己一個人和攝影師。

於是我開始覺得要找些人物追蹤採訪，看看可不可以嘗試在拍新聞大事件以外，拍一些記者拍不到的東西。於是我就嘗試去找一些前線的抗爭者追蹤拍攝，我亦覺得這是適合有限資源的拍法。加上我拍過《十年》，會多了一份信任，也會容易點找到被訪者。

你是如何尋找及選擇拍攝的對象及受訪者？

我問不同人認不認識前線的抗爭者，可否給我拍攝？於是就認識了其中一個前線的抗爭者，就是紀錄片裡面的「阿爸」，這個「阿爸」其實是金主認識的，金主給了我他的電話，於是我首先就去找「阿爸」。

之後發現原來「阿爸」能聯繫到不同的前線人物，他認識很多人，亦都通過這個人對我的信任，介紹了很多不同的前線手足給我認識，有一些是後援、前線、男、女、年輕的、年紀大的，他都有找給我訪問。

當時約了他們一群人到我們公司，當中有十多個人上來，聽他們的故事，聽完那些故事之後，我的心比較定了下來，他們每一個都有那麼多經歷，我就揀選了幾個去追訪，包括：阿爸、蛇仔、陳伯、阿媽，其他還有Nobody、I don’t know。

當日很大的感受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故事及情緒，每一個人的經歷都很精采、戲劇性、很值得被拍攝，每一個都值得，加上他們蒙著面讓我覺得更加值得拍攝。

可能在普羅市民眼中，見到的只是蒙面者，但我想見到的是蒙面者內在的人性。我想知道蒙著面的那個人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他經歷了什麼？他為什麼要走出來？他為什麼願意犧牲？他的思考、掙扎、痛苦，這些我們都需要去理解。

如果這一場運動的主角是蒙面者的話，我希望能通過紀錄片進入到他們的內心。這是一個關鍵去理解這一場運動，而不是好像新聞報導一樣，有很多事情發生，但沒有了人的靈魂，我希望可以拍到他們的內心世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度，但亦是一個最有價值、最值得拍的地方。

對比起八月三十一日在現場見到蒙面手足會有點疏離及恐懼的感覺，當日大家沒有蒙面跟我聊天的時候，我覺得很親切，當瞭解了之後，會覺得很親近，他們就是我們身邊的人，希望能透過對幾個人物的跟蹤拍攝，由小人物去見大事件，以小見大。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方向，亦相信觀眾、香港市民，是需要靠著「人」去感受瞭解，多於透過新聞片段。（未完）

※本文摘自《時代革命》電影訪談錄：紀錄片導演周冠威訪談／整理︰三光／春山出版／作者為《時代革命》團隊──一群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