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郵最近發表的一篇題為《中國經常被稱作「威權主義」，感覺這並不夠》的評論文呼籲將中國稱作「法西斯國家」，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法西斯主義的某些特徵，如「一個監視國家，一個政治強人，在國內煽動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傳統價值觀，同時為向海外擴張建立軍隊」等，在作者看來，「如果記者、政治家等不能完全自如地將整個國家描述為法西斯，那麼他們應該考慮將中國國家的某些元素稱為法西斯主義」。

華郵紐時都曾中國是法西斯國家

其實這不是西媒第一次對於是否應該給中國貼上「法西斯國家」的標籤進行討論。早在2012年，紐時曾刊發「中國能被描述成法西斯嗎」的文章，引用中共已故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和其他幾個自由派學者的話，稱中國是一個法西斯國家，或正在往這條路上走，胡在2005年對一群商人和環保人士表示中國幾乎算是「法西斯」國家。

將現今的中國稱作威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國家，一般不會引起爭議，但用「法西斯國家」來描述，爭議會很大，紐時文章引用過一位韓國教授的說法，認為法西斯國家這個術語並不完全合適中國，因為「法西斯主義的核心元素是大規模動員」，其中包括相關的符號象徵和集體動作編排，毛澤東做過這類事情，但當前的領導層並未這樣做。華郵此文被作者放上推特後，一些人就不同意作者觀點，認為將文中描述的用來形容美國，更恰當。

中國到底是不是一個法西斯國家，可能不能單憑感覺，而要從定義和事實兩個層面作嚴謹分析。當然，關於法西斯的定義，也是根據歷史上曾經出現的法西斯國家，主要是德、意兩國來闡釋的。韋氏詞典稱法西斯主義為「一種政治哲學、運動、或政權，將國家和種族的地位置於個人之上，並主張一個中央集權化的專制政府，由獨裁領導者所率領，嚴格的經濟和社會組織化，並強力鎮壓反對勢力」。《大英百科》將法西斯主義定義為「個人的地位受制於集體——例如某個國家、民族、種族或社會階級之下的社會組織」，通常結合了社團主義、工團主義、獨裁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反無政府主義、反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反共產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可視為極端形式的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從各種法西斯的定義和跨國比較看，通用、泛型的法西斯主義有三項核心要素：極致民族主義、革命及復興。

極致民族主義、革命及復興

作為一套關於國家的學說，法西斯主義既是一種追求暴力美學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以強制、恐怖為特徵和手段的組織結構和政治制度，並以追求民族復興的意識形態來統攝人們的思想，因而同時伴有海外軍事擴張或軍事佔領。極端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通常還持有「種族純淨」或「優等民族」的信仰，與種族主義或偏見的某種形式相呼應，像納粹德國視猶太民族為劣等民族，軍國主義的日本將中國人稱為「東亞病夫」。歸納法西斯的不同定義以及法西斯國家的不同類型，經典意義上的法西斯主義通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 黨制國家，黨國一體，有一套從上到下貫通每個環節的組織體系，作為政策執行和政治動員的平臺；

（2） 公權力支配社會，個人絕對服從集體的需要；

（3） 有一個獨裁領導人，通常是具有卡裡斯馬即超凡個人魅力的領袖，淩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為貫徹領袖意志的工具；

（4） 有一套關於民族復興的意識形態學說，驅動民眾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情緒來整合國家，進行政治動員；

（5） 國內統治以強制為手段，有時也通過暴力，不允許反對意見和政治反對派的存在；

（6） 政權看似具有強大的社會和經濟的統一執行力。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具有法西斯元素

還可以對法西斯主義作其他方面的概括，但上述六點尤其黨治、領袖獨裁、大規模動員和不容忍異己可看作法西斯主義的標配。以此來對照中國，毛時代應是典型的法西斯國家。改革開啟到習上臺前期的30多年，雖然最核心的黨治這點沒變，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依舊，但黨對社會的控制確實有所放鬆，民間社會的雛形形成，在某些階段，民間議政的言論空間存在。這種相對寬鬆的氛圍在胡時代後期收緊，習上臺後的頭兩年政治空間就變得相當窄了，但此時尚未像習被自封核心後達到肅殺的程度。習的中後期開始有意識地營造個人崇拜，將領袖置於黨之上，通過反腐和政治忠誠的測試在黨內製造恐怖氣氛，清洗政敵，要全黨服從他一人。對社會，則採用強化黨治，以黨代政，將黨的觸角深入到民間和企業；嚴控輿論，取消公民結社，暴力鎮壓異議人士和政治反對派，借助現代監控技術，對民眾實施最嚴厲的監控。在意識形態上，以混合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所謂不忘初心洗腦大眾，「純潔」人們的思想和靈魂，打造一個「乾淨」社會；並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迎合、鼓動和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情緒。故從學理上看，習的新時代的中國是符合法西斯國家的定義和特徵的，至少在關鍵的方面帶有法西斯主義的元素。

儘管如此，是否該給中國冠以「法西斯國家」的名號，還是要慎重。人們談論法西斯，首先想起的是德意日這三個國家。它們之所以被自然地和法西斯的稱號掛鉤，不僅是因為它們是現代最早出現的法西斯國家，公然打出法西斯旗號，也是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把它們認作法西斯國家，似乎更主要的是它們對外發動了侵略戰爭，實施了對某個特定種族的清洗和屠殺，如希特勒對猶太民族的大屠殺，日軍對南京民眾的大屠殺。這是人們對法西斯國家的一般認知。

習近平的權力與地位穩固？

中國沒有出現此種意義上的對某個種族或群體的集體屠殺行為。西方指控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實施了「種族滅絕」，更多應是在「文化滅絕」的意義上講的，但即使在這個角度，爭議也很大，許多人不認可「種族滅絕」說法。而德日有如此屠殺行為，固然反映它們法西斯主義的瘋狂，但也與這兩個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興起於民族危機，要為本民族尋找和擴大生存空間這個背景直接相關。德國尤其這樣。一戰的失敗造成德國割地賠款，魏瑪政權無力拯救德國，遂給了希特勒崛起的機會和空間。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同時也是一個革命的年代，法西斯主義打著革命和民族復興的旗號，吸引了大批對現狀不滿的人民，特別是中下階層。這個背景和今天的中國截然不同，中共雖然也打出民族復興旗號，但是並沒有當年納粹那種對民族和國家的危亡感，相反，習近平是在中國國力上升的時候提出民族復興的。中國在崛起後也加強了軍事現代化，甚至在海外建立了個別軍事基地，但這種軍事擴張現在來看還不像德意日等國要侵佔別國領土，它最多是在南海、釣魚島和藏南有爭議的地區維護自身利益，且未發動戰爭把爭議領土搶過來。

此外，審視習近平的領袖獨裁和中共對社會的控制，也有可議空間。一般認為習的權力和地位已非常穩固，但海外和中國內部也常有很多人不這麼看待，認為習的一尊地位並不像對外界呈現的那樣堅不可摧，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隨時可能因矛盾激化而公開化，習近平20大連任阻力很大，不一定能如其所願。總之，黨內反習已成趨勢，暗流洶湧，習其實岌岌可危，他們舉出很多事例佐證自己的觀察和判斷，比如習對孫力軍的清洗表明他還沒有完全掌控政法系統這個刀把子。假如這種看法是對的，習20大不能成功連任，那麼習至今表現出的領袖獨裁就是一個偽問題，或者至少要大打折扣，因為對獨裁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讓下面馴服，而是讓高層受其擺佈和驅使，若上面指揮不動，高官們對他陽奉陰違，他就建立不起獨裁權力。我們不能一方面譴責習是個獨裁者，一方面又說他權勢不穩，自相矛盾。雖然中共的權力黑箱很難讓外界一窺究竟，可既然有這種聲音不時出來，至少說明一點，習無法建立起毛那樣的權力權威和獨裁地位。

描述中國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難

再從社會的議政空間看，中共事實上也做不到把大眾的不滿和某種程度的反對完全壓制住，真正讓社會鴉雀無聲。高校學生對老師的舉報和告密確實受中共鼓勵，有擴大化趨勢，使教師噤若寒蟬；對民眾的網路監控和技術偵測看似也確實做到了無所不在，無縫覆蓋，公共場域基本禁絕了異議聲音，尤其在疫情期間中共借疫情死死地捆住民眾。然而，再厲害的技術手段也無法把中共的這套監控模式延申到民間私人場域。在民間，各種對中共和習近平的不滿及其無情嘲弄還是能夠盡情發揮，這和毛時代尤其文革大不一樣，那個年代就是夫妻父子兄弟之間談話也要小心翼翼，防備隔牆有耳，或者對方舉報。在微信和微博這兩個中國人所用的社交媒體上，人們也能採取各種方式規避監管，把不滿傳播出去。官媒雖然見不到對當局的批評和監督，可在社交媒體上，這種批評和監督職能並未完全消失，即使當局想封殺也做不到。

無論是兩年前的武漢封城和李文亮醫生被訓誡事件，還是前不久西安的封城；無論是鄉村女教師的「被精神病」，還是徐州八孩鎖女事件，都激起了輿論的強烈反彈，人們對當局的質疑和不滿迫使它不敢蠻幹，不得不接受大眾的部分意見以免激怒民意。這說明中共並不能為所欲為，完全不把大眾當回事，不去照顧人們的情緒，它對社會的控制和不滿的打壓其實有某種虛張聲勢的成分。至於經濟政策，儘管中共對各類經濟的管制越來越嚴重，但無論如何，它不敢宣佈不要私人企業，不敢不要外資，不敢關閉國門，習近平個人的意志在經濟上不得不退卻。

描述中國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難的事情。根據上面的分析，在關於法西斯的學理層面，可以把中國稱為法西斯國家，但從人們對法西斯的一般理解和印象以及中國社會高壓表像下的複雜情況來看，不宜在新聞報導和歷史敘述中給中國冠以法西斯國家之名，同納粹德國一樣，用極權或新極權國家命名中國，更符合實際情形。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