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的敘述究竟是由誰、從何時開始的？

首以「中國史」為題展開歷史論述者應屬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一九○一年（光緒二十七年），他發表〈中國史敘論〉，從「史之界說」（歷史的定義）、「中國史之範圍」（領域）、「中國史之命名」、「地勢」（中國所轄之地域）、「人種」、「紀年」、「有史以前之時代」，以及「時代之區分」等八個論點來探討中國史的成立（《飲冰室文集》六）。

梁啟超在其中關於「中國史之命名」曾如此提到：

吾人所最慚愧者，莫如我國無國名之一事。尋常通稱，或曰諸夏，或曰漢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稱，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雖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汙我國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誣我國民，猶之不可也。於三者俱失之中，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

如同梁啟超所說，當時在外國諸如日本，稱中國歷史為支那史或東洋史，並不稱之為中國史。東洋史首次出現在日本教育體系中，始於甲午戰爭（譯注：日本稱日清戰爭）開戰的一八九四年，經高等師範學校教授那珂通世的提議，在日本中等學校教育中新設了這門學科。這是日本獨特的歷史區分，將世界分為本國史（日本史）、西洋史，以及東洋史這三大領域。直到現在一般依然通用這種分類。東洋史的領域涵蓋亞洲全區，但敘述多以中國為中心，實質上可說是支那史。因應中國的要求將支那史改名為中國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戰敗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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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梁啟超所謂慚愧，中國並沒有國名。相當於國名的漢、唐、明、清等，實際上是掌握權力的一姓一家之王朝名稱，使用這樣的名稱有違梁啟超認為應尊重國民的主張。他舉出超越王朝的通稱，諸如中華、中國，最後選擇了「中國」。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所制定的國名，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成為國名的一部分。而「中國」二字至今仍非國名，僅算是通稱。不過，當我們企圖超越最長也不過持續三百年左右的王朝或權力中心，來敘述居住在這個地區的人民歷史，是否像梁啟超一樣，只有「中國史」這個選擇？

梁啟超認為，「中國史」的論述地域可分為中國本部、新疆、青海西藏、蒙古、滿洲等五大部，構成「中國史」的人種多達數十，主要有苗族、漢族、圖伯特族、蒙古族、匈奴族（土耳其系）、通古斯族這六大種族。這是十八世紀後半乾隆時期來到清朝最大統治領域時，其版圖內的各個種族。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大致繼承了這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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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提到「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但是不同於過去僅記載事實，記述掌權者之交替和興亡的傳統史家，近世史家「必論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除此之外也「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以此論之」（「史之界說」）。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中國史敘論〉在以清朝版圖為前提這個制約之下，提倡一種為多民族所構成的中國國民所用之歷史學。

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的一九○一年，也是列強鎮壓義和團運動後，清朝與包含日本在內十一個國家簽訂辛丑和約的這一年。和約簽訂後，清朝對外對內的主權受到嚴重的制約，原本君臨亞洲中樞的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政治和經濟地位迅速遭到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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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華這些詞彙由其成立說起，運用時也跟周邊四方、夷狄、外國有著密不可分的相互關係。有時中國的概念成立於當下的國際關係中。清朝的版圖並非有史以來至明的中國。梁啟超之所以意識到「中國史」，不單純是為了敘述國民的歷史，自己身處的清末中國當時對內、對外之危機，也大大影響了他的論述。〈中國史敘論〉可說是面對危機的中國對自我認識、認同的摸索。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

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後剛好百年的二○○一年十二月，中國加入了WTO（世界貿易組織），將一九七八年以來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放上更高的次元，使得中國得以正式依循國際規則推動經濟開發。十年後的二○一○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現在的經濟規模超過日本的二．五倍，緊追在美國身後。

百年來，資本主義世界體制歷經兩次大戰，從以英國為中樞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轉換到以美國為制高點的二十世紀資本主義。二十世紀資本主義體制自一九八○年代以後也開始出現搖擺，目前有人主張資本主義之終焉，也有人高唱現已進入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制大轉換期，另外還有人將中國放在新的制高點上。這段期間，走過百年複雜且艱辛道路的中國，在九○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及全球主義進展下推動經濟開發，再次有機會坐望國際社會的中樞地位。在貿易上跟美國的摩擦逐漸白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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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十年來的高度經濟成長，在中國內外引發了各種問題。貧富的社會落差和地區落差問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的分離獨立等種族問題，擁有五十六個種族、十四億人口公民的國家整合，法律統治和民主主義問題，大量排放PM二．五等環境問題，貪汙等政治腐敗問題，成為經濟大國後的海洋擴張野心，以及東海、南海上的領土問題等，都是亟待處理的當務之急。

面對這些問題時，無論評價是好是壞，國內外都開始關注「中國」，「中國」的形象開始動搖，大家也開始好奇，究竟何謂「中國」。中國學界開始出現探究中國認同的明顯動向。

日本人的中國意識

將視線轉回日本，中國史現在是很不受日本學生青睞的科目。以中國史為核心的東洋史，主修學生人數在一九八○年代反映了中日友好的風潮，一度凌駕西洋史。然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九○年代後半左右開始，主修東洋史的學生漸漸減少，相較於主修日本史或西洋史的學生，人數顯得格外稀少。

將來的日本會是什麼樣貌，只要看看現在青年身處的狀況即可窺知一二。學生、青年對中國史的冷淡宛如一面可怕的鏡子，映照出當他們成為社會中堅的二十、三十年後，中國史研究之衰頹式微。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史學者、教師並未提供一個在當代世界中能喚起青年興趣、共同討論的中國史形象。

現在的中國史研究多半運用古典漢語所記載的石刻史料，或簡牘史料等新發現的出土文字資料，必須仰賴優異解讀技術來進行縝密的研究。確實有許多研究得以發掘文獻中看不見的新事實，顛覆過去的認知。這是象徵研究進展的過程之一，樂見其成。然而縝密的研究往往會趨向個別分散化，回歸到梁啟超所排除的王朝斷代史趨勢。無法否認，這跟何謂「中國」這種從大局著眼的討論可說是大相逕庭。

中國史不受青睞的責任，不光在學者和教師身上。之所以冷眼看待，也跟日本人漸漸對中國失去信心有關。根據二○一八年「第十四次日中共同輿論調查」（言論NPO，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的結果，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回答「不好」的比率有八六．三％（前一年為八八．三％），超過八成。一九八○年代，對中國感到親近的人超過七成，可見得在這段期間內日本人對中國大幅改觀。這些變化的背景，是訴諸情緒、煽動對中國批判的厭中言論、厭中書籍橫行市面。

不過在這份調查中也顯示，認為中日關係「重要」的國民，在日中兩國皆有大約七成（日本七一．四％，中國七四．○％）。至於覺得「重要」的原因，半數日本人皆選擇了「因為亞洲和平和發展需要日中兩國共同合作」。日本人一方面認知到中日關係的重要，同時對中國又抱持著不好的印象。對於有著不佳印象的中國、中國史，包括青年在內的日本人當然不會有想認識的欲望。可是覺得中國重要的認知，依然帶來了些許希望。

要解決日本人對中國、中國史的知識匱乏狀況並非易事。要確實掌握不斷搖擺的「中國」、「中國史」形象，對筆者而言也是極為困難的課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與容易陷入情緒化討論的厭中言論劃清界線，重新提供足以綜覽全局、進行討論與認知的素材。我們企圖將始於梁啟超的「中國史」視為全新的敘述素材，以提供一種對「中國」、「中國史」獲得共識的方法。

※本文摘取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1：中華的成立》，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渡邊信一郎

1949年生。專研中國古代史、中國樂制史。歷任京都府立大學教授、校長。現任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日本傳統音樂研究中心所長、京都府立大學名譽教授。

代表著作：

中国古代の楽制と国家――日本雅楽の源流》（文理閣）、《中国古代の財政と国家》（汲古書院）、《中国古代の王権と天下秩序――日中比較史の視点から》（校倉書房）、《中国の国家体制をどうみるか――伝統と近代》（共同編著，汲古書院）。

譯者簡介

詹慕如

自由口筆譯工作者。譯有多部文學小說、人文作品，並從事各領域之同步、逐步口譯。

臉書專頁：譯窩豐 www.facebook.com/interjp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