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高樹鄉在今日發生一起弒父命案，媒體報導本案起因於兒子介入父母親之衝突，父子進而互毆，結局是兒子失手殺害父親。警方受訪時表示該戶常有家暴情事發生，鄰居亦稱死者嗜酒，屢次懷疑妻子外遇，時常爭執倒也讓鄰里習以為常。如此案件令筆者憶起2014年11月3日於高雄發生之弒父命案，該案事發前死者磨刀恐嚇要殺害妻子，作為兒子的行為人掙扎整夜後持魚刀刺殺死者。

筆者初研兩案有其共通性，一者為家中長年存在婚姻暴力議題未解，二者為行為人都是長年目睹父母婚姻暴力之成年子女，三者為案發前均有壓力事件觸發。從刑事犯罪角度來看，殺人結果已成，在公訴上之差異可能為殺人罪或過失傷害致死罪，端視動機、犯意與檢警偵辦方向。筆者畢竟非為法界人士，無能就罪責、刑度加以評論。但筆者忝為家暴防治社工，對於兩案之淺見如題所述，是為「目睹兒的悲歌」。

隱形的家暴被害人

目睹兒可謂隱形的家暴被害人，他們不一定直接遭受暴力，但卻不斷經歷家庭衝突、直接或間接見聞父母親彼此傷害，在心中種下仇恨種子。孩提時期，必須依賴父母照顧，又因過於弱小而無權表達自身感受，亦不懂得如何對外求助。當這些目睹兒長大成人、具備反擊能力之時，容易進入拯救母親(或父親)的角色，而恐懼與陰霾也可能扭曲其人格發展。早年家庭暴力防治法未明文將目睹兒少納入保護服務範疇，直到2015年1月23日才修法納入，幸如善牧基金會小羊之家、婦女救援基金會等民間單位早在多年前開始提供目睹兒少服務，亦對此議題進行倡議，但在當年非為制度性服務，所能幫助者有限。反觀自詡重視兒少權益的台灣政府，修法速度遠不及實務之急迫需要。

如今，家暴目睹兒依法有受助之權力，但資源分配不均，走出六都要執行目睹兒少服務更是困難。那麼，當目睹兒成年之後呢?或者過去的目睹兒，現今可有權力接受服務呢?在既定的社福資源，又逢各別領域爭相瓜分，是無法照顧到成年目睹者。試問，他們不需要被服務嗎?或者說，他們是否也存在著成為相對人的危機呢?無須筆者置喙，相信讀者從上述兩起重大家暴案件已可見一斑。

體系將服務資源切割破碎

縣市主管機關(即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依人在地原則或以在籍地做為責任區域劃分，與通報單位時有責任區域分派不清之況，使得被害人的服務需求在行政聯繫與討論之費時過程中受延宕，而被害人應有權力獲得服務，卻無權力選擇被哪個縣市、哪個單位來服務，只能卑微的懇求協助。家暴服務體系，從通報流程到社工接案服務，被層層行政規定與資源所綁架。

據筆者所悉，婚姻暴力案件若非具有致命性危機，縣市主管機關會評估將案件交予委外之垂直整合單位，核心價值是一案到底的服務模式。在實務上有許多案件除了婚姻暴力外，同時存有兒少保護情事，例如：相對人因被害人離家而要攜子自殺，我們稱之婦併兒保案件。兒少保案件大多由家防中心兒保組接案服務，亦即服務父母親的社工與兒少保主責社工並非同一人，較難整合資源來服務整個家庭。

不諱言，成人保護案件之處遇流程與兒少保護案件有別，將兩類案件劃分似有其專業必要性。民眾受暴後期盼的是解決問題，但家庭問題本應以家庭作為處遇核心，但在上述專業分工下，社工之服務提供也呈現片段且零碎。期許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在召開重大家暴案件檢討會議時，不再聚焦責任歸屬或者該案是否將進入監察院調查，而是將服務體系整合、徹底發揮每個環節的功能、投入必要人力與資源，一同找到預防與解決之策略。

本案，是一場怵目驚心的悲劇，而筆者仍看不到這類悲劇在台灣的終幕。

※本文作者為社會工作師，長期從事家暴、兒少保護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