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樣化民族集團的往來

從成吉思汗建國初始，蒙古帝國就是由多種部族形成的聯合體，智庫當中有包含回鶻人、契丹人、女真人、伊朗系穆斯林等外來者，他們是混和多種族的集團，合為一體便是「兀魯思」。這種情況在成立更早的內亞游牧民族王朝中屬於共通的特徵，但在蒙古帝國的例子中，除了版圖擴大到橫跨歐亞大陸東西的空前規模外，其人才晉用除包含當地有力人士的裙帶關係之外，也重視個人的才智、能力，但對人種、出身卻沒太大的區分或歧視。其結果便是，各蒙古政權成了來自各地人們組成的團體。

從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兀魯思來看，突厥、蒙古系游牧民族負責軍事；回鶻人、契丹人、女真人、漢人、黨項人等擔任實際行政；伊朗系穆斯林掌握財務、經濟，這是大略的職責分配，不過包含歐洲人等來自各區域的人們也能依照他們能力獲得任用。

歷代游牧王朝皆曾採行把人群集團從原本的居住地遷移到他處利用的做法，但到了蒙古帝國時，其規模之大也反映到移動距離上，這種超長距離的遷徙案例屢見不鮮。例如原本居住於朮赤兀魯思（欽察汗國）統治之欽察草原（南俄草原）過著游牧生活的欽察（Qipchaq）、阿速（Asd）、康曷利（Qangli）等西方突厥系游牧民族，千里迢迢被移至蒙古本土接受重用，大元兀魯思成立後，他們以精銳部隊的身分成為可汗直屬禁衛軍隊的重要支柱。

這些部族利用在皇帝身邊之便，從屬下的立場搖身一變取得權勢，到了十四世紀成為推動大元兀魯思政局的軸心人群。

蒙古與宗教

蒙古所屬各游牧民族因過著游牧生活，而在心中根植著對自然的敬畏，在這種背景下面對包括天地在內的萬物，他們相信皆存在著神明或精靈。游牧民族的社會中存在蒙古語稱為「博」（Boo﹝Bohe﹞，意為薩滿、巫師），突厥語稱為「喀木」（Qam，意為薩滿、男巫），漢語稱為「巫」的咒術、宗教人士（人們耳熟能詳的「薩滿」﹝Shaman﹞一詞即源自通古斯語系的語言），透過這些神職人員與上天神明、精靈等交流，舉行占卜、進行預言、治療疾病、舉辦喪葬等儀禮、儀式，這種薩滿信仰（Shamanism）廣泛滲透到各部落。薩滿信仰自古便是內亞狩獵游牧民族社會中廣泛共通的文化現象，本書中提及的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等皆具備同樣的信仰。

蒙古帝國的統治階層在擴大征服地區進入定居民族領地的過程中，原本自身擁有的樸素信仰雖與異質信仰接觸，但姿態上幾乎沒有特別偏袒某特定宗教。而站在統治手段的實際層面來看，因為各地宗教勢力已在當地社會扎根並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為了確保對當地的統治必須圓滑加以利用，取得被征服地的宗教階級配合，在此種實用性的目的下，蒙古統治階層大致賜予有力宗教勢力免稅等特權並承認其自治，寬容對待他們。從結果而言，進入蒙古統治下的許多宗教與蒙古政權之間保有聯繫管道，發展出以特定宗教領袖為核心的教團化、集權化現象。簡要言之，在蒙古的統治之下，歐亞大陸各地的宗教勢力也出現了重新整編的狀況。

大元兀魯思統治地的宗教

首先說明中國宗教的具體情況。十二世紀金國統治下的華北，太一教、真大道教、全真教等新興道教團體相繼誕生。十三世紀前半蒙古勢力進入華北時，迅速依附蒙古藉以拓展勢力的是王重陽（一一一三―一一七○年）創立的全真教。繼王重陽之後接任教主的丘處機（一一四八―一二二七年）受邀前去與正在遠征中亞的成吉思汗相見，並獲得成吉思汗的許可統領華北道教，且全真教的道觀、道士皆享免稅特權。此後，與蒙古關係匪淺的全真教持續擴大在華北的宗教勢力。另一方面，當大元兀魯思統一江南後則由南宋以來興盛的正一教獲得蒙古政權公認並擴大勢力。日後至明清兩朝為止，北全真南正一的中國兩大道教勢力一直存續下來。

佛教方面，金代以來流傳於華北的曹洞宗、臨濟宗、雲門宗等禪宗諸派，與華嚴宗等既存宗派皆獲政權保護，同時新與蒙古皇族結交的藏傳佛教也正式於中國傳播。藏傳佛教宗派之一的薩迦派高僧八思巴（一二三五―一二八○年）獲得忽必烈的信任，成為國師並被任命為帝師，成為大元兀魯思全體佛教的統領人物。大都內外除接連建設佛教寺院外，每年舉行稱為白傘蓋的藏傳佛教儀式，並將忽必烈定位為轉輪聖王（佛典中稱頌之理想帝王），這也包含了藉由轉輪聖王神威保護國家的意義。十二世紀的階段僅流傳於西藏本土與西夏統治下河西走廊一帶的藏傳佛教，在大元兀魯思王權支持下發展為鎮護國家的佛教，在歐亞大陸東方獲得廣泛傳播。藏傳佛教以蒙古時代為興盛的起點，明朝時仍流行於朝廷，除此之外到了十六世紀也在蒙古的游牧民族間普及，更廣及滿族並在清朝統治下蔚為風行。

東方基督教會之一的聶斯脫里派教會，於七世紀由薩珊王朝傳至唐代中國，在中國被稱為景教。日後至蒙古帝國成立之前的十二世紀為止，在蒙古高原的克烈、乃蠻、汪古等游牧部落中廣為流傳，被納入蒙古帝國後景教徒足跡便踏遍帝國治下各地。例如在大元兀魯思，大都西郊的房山即建有稱為十字寺的教會。出身此處的回鶻人景教徒拉賓掃務瑪（Rabban Bar Sauma，又稱拉班．掃馬、巴．掃馬）於忽必烈時代朝歐亞大陸西方出發，途經旭烈兀兀魯思（伊兒汗國）的巴格達，最終抵達西方巴黎為止的事蹟便相當有名。

伊斯蘭教也與蒙古甚早發展深厚關係。成吉思汗的下屬中有穆斯林一事眾所周知，穆斯林的斡脫商人也深入蒙古朝廷，更以財務官僚的身分於財政、經濟方面大展身手，此部分如前所述。

自宋代起穆斯林便開始居住的福建泉州，於十四世紀前半建立了正式的西亞建築風格清真寺（寺名「清淨寺」，位於今泉州市鯉城區），至今仍存，這也忠實反映出大元兀魯思透過海路與伊朗方面保持著活躍的交流。此外，不僅在泉州，廣州、福州、慶元、杭州、揚州等江南各地港灣都市中，都居住了大量出身於中亞、西亞並從事商業貿易活動的穆斯林。伊斯蘭教東傳早在唐朝便可見到，但一種學說認為，百萬甚至超過此數的穆斯林正式遷居中國本土乃在蒙古時代。就此定居於中國之後，仍維持回教信仰的穆斯林，也成為現代中國少數民族之一回族的根源。

※本文摘取自《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３：草原的稱霸》，聯經出版。

作者簡介

古松崇志

1972年生。專研歐亞大陸東方史。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代表著作：
《オアシス地域の歴史と環境》（共同撰寫，勉誠出版）、《中国経済史》（共同撰寫，名古屋大学出版会）、《概説中国史》（共同撰寫，昭和堂）、《金・女真の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共同編著，勉誠出版）。

譯者簡介

黃耀進

翻譯工作者。單譯有《牡丹社事件 靈魂的去向》、《歧視：統合與排他的日本近現代史》、《軌道：福知山線出軌事故，改變JR西日本的奮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等；共譯有陳舜臣《半路上》、《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臺灣人的日語》、《東京審判》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