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在愛荷華訪問一個月，之前途經芝加哥，應芝大教授鄒讜邀請，作了一次講座。其間與這位博學深思又謙和的教授討論了不少問題。到愛荷華後，接到他的電話，他概括我們的談話，提出了這樣一句話：海外知識人現在應該從認同開始轉為重新認識中國。

現在的人可能連這句話的涵義都未必清楚。回到當年的時空，是海外知識人對中國全面認同的時代。離開愛荷華的下一個行程，就是去美東參加保釣十年的「國是研討會」。

保釣十年，實際上釣運早已經漸行漸遠漸無聲了。但當年積極參加保釣或因保釣而開始關心時局的留美知識人，對十年前的熱情投入仍然念念不忘。其後「釣運」轉入「統運」（中國統一運動），心繫台灣的留學生，特別是本省人，或有台灣官宦背景的人，反對「統運」，就產生了台灣自主派、革新派，等等。文革結束帶來的思想震盪使「統運」潰不成軍。當年齊心保釣的熱情消散了，而一些保釣積極分子還想延續對「國是」的關心，於是約有六十人參加了這個保釣十年的研討營，並邀我作主要發言者。

經過大半個月的思索，我將鄒教授的歸納作講題，提出「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觀念。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書封。（圖片由作者提供）

何謂「認同」，就是對一個國家、一個政權、一片山河大地的純感情的認同，它的背景一是從台灣出來的留學生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儘管有大部分是事實，但也因為用語的極端醜化而產生反效果，二是中共文革的問題仍然被遮蓋而沒有顯露，虛假宣傳使海外知識人先入為主地照單全收，三是西方世界左翼思想對知識人的全面滲透，四是中美關係突破掀起中國熱，和大量海外知識人的「回國潮」，中共對這些人的刻意以至作偽的安排，使許多人對中國產生好感，許多人在1949年從大陸到台灣後，一直未能與大陸親人聚首，從小在台灣接受的大中華壯麗河山教育，對嚮往已久的「祖國」早有先入為主的熱情和愛意，至於政權和老百姓的生活，他們是沒有機會接觸和了解的。

有一位旅美學者，分離幾十年後，第一次回中國，他坐船遊長江，竟然雙眼盯著長江水，愣愣地看了兩小時，朋友問他：你光看著水做什麼？他回答說：我沒有看長江幾十年了，現在看兩小時還多嗎？

那時是1980年，我讀到中國青年詩人顧城寫的一首詩·《結束》，其中的名句是：

「戴孝的帆船，/慢慢地走過，/展開了暗黃的屍布。」

一位是歷經幾十年鄉愁，第一次回到日思暮想的山河大地，所引發的純感情的反應；另一位是1956年在中國大陸出生，在中共洗腦式教育下成長的20多歲的詩人在成長的20多年對現實的觀察，深遂的感情書寫。同樣是看長江，哪一個更真實呢？

《結束》這首詩全首朦朧而深刻，只上引這幾句，就蘊藏著多少長江支流嘉陵江的人民的苦難。這首詩發表時引發許多對祖國山河大地一味愛戀的先入為主的爭議。毫無疑問，這樣的作品也一定不能在文革結束前發表。但這幾句詩卻在我腦子裡盤旋了數十年。

認同的問題，可用盯著長江水兩小時這種感情作象徵，問題是這種感情把落後的體制、民情、政權、政黨，主義，甚而當時的貧窮，都全體認同了。在《七十年代》上有人提出，「醜也罷，美也罷，這是我的祖國，我的母親」。

這種無條件的「愛國」，等同於放棄自己作為國家主人的意識（雖然實際上沒有，但意識上應該有），將一張空白支票交給掌權者，讓他們將百姓的天賦權利予取予求。這是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的出發點之一。

我在演講中講到重新認識中國，主要意思是要對當時佔相當多數的中國認同、中國熱，排除感性的認同，強調理性的認識。我向海外知識人提出，要有否定自己過去錯誤的勇氣，要祛除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不怕自己作為中國人而面目無光。

現在讀來，這篇文章自然沒什麼意義。因為海外只是一味感情認同中國的人已不多。但當時此文在香港和海外左翼知識人中卻引起較大反響。對中共來說，等於反轉了他們的統戰。我與中共的關係也應該是從這裡有了扭轉。隨後我出版了一本書，以這題目作書名，收了那兩年寫的共十篇文章，寫的大都是自己這段期間的思想歷程。許多人認為此書標誌我思想認識的分水嶺。出版前在「自序」中，我說我寫這些文章和出版前，一直在思想上掙扎：要不要發表？對自己帶來怎樣的生活和事業的困境？不過它還是出版了。

這不是成功的標記，毋寧說是失敗的標記，是我在左派中被認為成功的典範時的自毀前途。不過，文章發表及出書後，我是從未有過的心情舒暢，一種完全忠實於自己、沒有利害考慮的我手寫我心的感覺。太美妙了。（失敗者回憶錄91）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