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認同道重新認識中國》這本書的最後一篇，題為《九七覺醒》。寫於1981年，那時香港前途問題已被廣泛議論，但中英談判還沒有正式開始。

香港媒體過去一直沒有什麼人關心九七問題。自從六七暴動中國用最激烈的語言而最後沒有任何行動之後，香港大多數人就高枕無憂了。問題是英國是一切按規則做事的法治國家，對新界的租借條約於1997年到期不能視若無睹，因此英國在1979年已經開始在國會有提到條約到期的問題了。

香港媒體討論九七問題，也是由《七十年代》雜誌開始。1979年12月號，《七十年代》翻譯刊登了英國研究香港問題專家沃爾特·伊斯（Walter Easey）的長文《對香港前途的推測》，首次在香港媒體提出九七問題。文中指英國信守條約，對港島和九龍有永久主權，對新界的主權就到1997年6月中止。中國立場正相反，一直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不管香港、九龍還是新界，保持現狀由英國管治，都基於可供中國利用的目的。一旦英國要延長租約，中共就認為涉及國恥，一向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權就無法容忍也。

對中共來說，當時最好就大家不提九七，讓香港繼續給中國「充分利用」，一提就民族主義上腦，不能不硬著頭皮要收回主權。當時《七十年代》提出九七問題，有左派人士不以為然，覺得不「策略」。但我們提出來時，已經是港督麥理浩訪京見過鄧小平之後，已得知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延續英國管理的方式了。只不過麥理浩沒有把這訊息公之於眾。部分英資得風氣之先，漸漸將資本轉移出香港。

到1981年，所有的香港媒體都捲進關於九七問題的討論中。在大專學界，仍然有相當部分學生在觀念上反對殖民主義，對中國透露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香港大專同學有一連串活動，其中在中文大學的集會邀我作最後一個演講人，並指定談九七問題。我在演講中，講到海峽兩岸對辛亥革命者節日有不同解讀，而且都只是單一的、不容其他意見的解讀，而唯有在香港，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對辛亥革命可以作不同的分析和討論。香港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支持中國革命、抗戰，捐款支持中國的各次災難，文革後又大批港商去投資，殖民地香港對中國作用之大不容置疑。如果香港的主權改變了，對中國是否更好或變成同其他城市一樣了呢？民族主義是抽象的信仰理念？還是應該從現實、從歷史經驗去看怎樣才對國家民族有利？我們應該選擇滿足抽象的觀念，還是應該更多地考慮民族主義的現實呢？

演講還談到香港人的意願等問題，九七的事日後會詳述。我只想說，在1981年，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未開始，民族主義既是中共宣傳的利器，也是香港具有反殖意識的華人特別是部分年輕人的未經思考的認知。在演講中，我引述一位外國朋友對我說：「我想你相當矛盾，一方面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不希望被外人統治；另方面你住在香港，香港人又不能接受大陸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仍然以中國人的身份來談香港前途，提到從民族主義出發，香港維持現狀在現實上對中國有利。

這是我對自小形成的民族主義的現實覺醒，是我創辦《七十年代》十年的思路。我在辦刊過程中，由自身經驗，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論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這裡可以看到兩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資訊，可以接觸到有親身經歷而又毋須顧忌因言致禍的人，這裡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衝擊，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種資訊中作自己的判斷。在這裡，憑良心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言論自由，對所有的政體，對所有人民權利，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漫長歷史的華人社會，卻只能在外國人保護傘下才能獲得，包括以前大陸一些城市的租界，特別是香港。《七十年代》在前十年的所有編輯歷程，使我深深體會到海峽兩岸缺乏言論自由給社會、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與壓抑，也深深體會到香港言論自由對兩岸的真實影響。老實說，我並沒有推動兩岸民主自由的大志，我開始只是努力把本份工作做好。是時局的發展和雜誌「外轉內」的作用使我認識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意義，也深入了解了言論自由對社會的重要性。

這過程中，我不斷思考，不斷反省，不斷解剖自己以往的認知，這種感情活動促使我在那兩年（1979-81）寫下那十篇文章。

在此書扉頁，錄下我作於1980年的一首詩：「是非混沌與誰評，回首十年悲喜驚，世事翻騰觀念改，今朝探索啟新程。」

畫家鄭家鎮1980年為我這首詩所作的書法題字。（圖片由作者提供）

即使有這樣的覺醒，但實際上我對言論自由和民族主義的認識還粗淺，不過已經因世事翻騰而一些觀念有改變了。（失敗者回憶錄92）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