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延燒至今的烏克蘭危機非一日之寒，自2013年底俄國入侵烏克蘭東部和克里米亞至今，從未對烏克蘭收斂戰略意圖。歐盟何以在近十年忽略烏克蘭，甚至養虎為患，實為當代國家發展策略搖擺甚至失焦的深刻的命題。

歐盟地緣政治關切東移造成空窗。自2014年起，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焦點大多在伊拉克戰爭和阿拉伯之春，接踵而來的難民問題，歐盟各國的爭論不只反映在地中海的多起悲劇，以及歐洲內部對於多元文明融合的路線辯論，從查理周刊以及後續巴黎到慕尼黑的恐攻，更成為德法兩國的政治問題，此時的歐盟各國將人文價值的焦點推移至地中海和近東地區一側，而非東歐方面。

東歐斷層帶露出空門

2014年起，中國大舉推動「一帶一路」作為其挑戰國際秩序和文明敘事的國家發展戰略，更讓歐盟內部與中國的關係上有了不同結構的利益關係，德國的親中態度，也左右了中東歐國家對於引進中國作為歐陸權力槓桿的考量，從而造成歐盟內部的意見紛歧。

2017年11月，美國將印太戰略視為重點後，改變歐亞之間的傳統武力佈署態勢，更對中國發動經貿與科技的制衡行動，歐洲各國也陸續提出印太戰略論述，歐盟國家更將焦點往東推移到印太地區。歐盟國家從外交、軍事上對中國的制衡行動，終使對東歐斷層帶露出空門，使俄國萌生趁虛而入之念。
 

2019年的新冠疫情又讓歐美的社會結構大受影響，疫情也反映在美國減少各個對外基地與航空母艦戰鬥群的任務。2020年間的印太地區的航母戰鬥群少有三個以上同時執行任務的情況，更難以兼顧歐亞大陸兩側的任務。美國權力擴張的極限猶如當年的羅馬帝國首尾不得兼顧，難以同時確保萊茵河和近東地區的兩大防線。

歐盟的發展戰略順位未能重視安全議題。地緣維度之外，歐盟各國對於國家安全、社會福利與人文價值之間的爭辯未能有一致的優先順序。在2014年間，法國的國防開支佔GDP的比率從前年的1.9%減至1.3%，直到2021年才逐步調整至2.1%。同年度，離俄國更近的德國才1.4%，今年才提升到2%，面對俄國威脅的烏克蘭近年則保持在5%左右，順帶一提我國去年的開支比為2.36%。

烏克蘭不在主要國家的議題排程的優先順序上

同一時間內歐盟各主要國家的社會福利幾乎達30%左右，其中以德國和北歐等傳統的福利政策國家負擔最重。一月底烏克蘭危機升高之際，法國最重視的政治問題為退休年齡是否從 62 歲延後到 64 歲，甚至被視為馬克龍是否能於能連任的關鍵前哨戰，處於同一個歐洲大陸的烏克蘭宛如平行世界，並不在主要國家的議題排程的優先順序之上。

持續發展路徑影響風險控制選項。歐盟自2010年來對於綠能和減排的議題不亞於對社會福利的關切，大量選擇乾淨能源的同時也慣於俄羅斯的廉價天然氣。可持續發展途徑也與軍工複合產業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是為兩個極端。當政治議題的排序上選擇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擁抱高電價高汙染的軍工產業只能另闢蹊徑。

支持國防所需的半導體產業同樣高耗能，還得面對龐大的企業工會壓力，在人文價值與經濟發展的平衡，時有優雅且漫長的溝通行動過程，致使人才缺口與龐大的人事成本讓政策優惠大打折扣。若要引進外資，東亞企業常見的加班體制在歐洲執行不易且需花費更高成本。尊重人文價值的傳統使歐盟在面對國際風險變故時選項有限，難以在短期間內尋求儲備資源作為風險控制方案。

金融制裁難掩實力不足。當前中俄結伴而不同盟，作為第二與第三高國防開支的國家，分頭應對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側，使得美國難以聚焦一側。做為盟邦的歐洲諸國卻處於傳統軍事能力卻有限的窘境。以往以戰車聞名的德國國防軍僅有244輛豹2式戰車，妥善率僅45%上下。德國空軍的狀況也沒好到哪去，2018年時空軍主力的颱風（Typhoon）戰機，128架中也只有 39 架可出值勤。

德法戰備投入讓俄國垂涎東歐

法國的國防開支在2020年前也常態性的不足GDP2%，新舊裝備交接不順，海空軍建軍計畫持續刪減，更大的問題是近五分之一預算投入退伍軍人項目。2021年497億歐元的年國防預算暗中，其中還包括20億歐元用於退伍軍人保障和國家紀念活動等，85億歐元用於文職和軍事人員的養老金和退休福利等，體現出作為社會福利先進國家的特色。德法兩國作為歐盟主要強國，如此的戰備投入豈不讓俄國垂涎東歐。

近日提出以金融體制如SWIFT來制裁俄國，便是傳統軍事實力不足的不得已選項。美國已宣告不會派兵進入烏克蘭，歐盟主要國家也沒有足夠的傳統軍事力量制止俄國，經濟與金融制裁便成為僅有不多的工具。

正準備用燃燒彈保護自己家園的烏克蘭居民。（湯森路透）

然而俄國自車臣戰爭以來不時受到西方國家的制裁，且與同樣飽受制裁的朝鮮相似，對外經貿對中國的單一依存度甚高，2021年的貿易總額為7,850億美元，對中貿易便達到1468億美元，高居第一位。若要有效制裁俄國，猶如制裁朝鮮，也不能將中國因素排除。

保衛人文精神為時不晚，回顧公民主義的傳統從希臘城邦肇始。歐洲國家重視人文精神的傳統固然是人類文明史上重要的火光，在烏克蘭問題如火如荼之際，不只是國際政治與地緣戰略層次的問題，更是當代的全球性人文危機，牽動其他對於當代人文價值漠視的機會主義者的野心。歐盟近十年從地緣政治到內部事務議題的爭辯與失焦，嚴酷的挑戰當代人文主義的境遇，一個基於公民主義的精神和人文主義的行動方案，需要被歐盟乃至西方國家重新思考。

同樣以多元文化與互鑑共榮為期許的台灣，如何讓華人世界的人文薪火得以相傳，恐怕也得從烏克蘭問題的焦慮中探索一個明確化議題順位的國家發展策略，才能確保東西文明之間對話的寶貴的自由存在。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