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的華人們

過去在中國，明代的倭寇問題普遍被視為防衛外敵入侵的戰爭，對象是以倭人為主體。近年來，繼戴裔煊之後，林仁川與李金明等人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現，對「倭寇」的評價，也逐漸轉變成「對明朝的朝貢—海禁體制之反抗」。然而這樣的評價，日本的小葉田惇和佐久間重男等研究者，早就已經提倡許久了。說到底，對當時的明朝相關人士而言，倭寇是華夷混合的武裝商業組織這一認知，其實是他們在處理問題之際，基本的理解事項。

鄭曉認為，倭奴利用華人作為協助之耳目，華人利用倭奴作為爪牙，彼此相互依附，出沒在海島，取得龐大的貿易利益，如今即便是斷絕了貿易，也會用盡各種手段想辦法往來，因此只要是牟利（追求利益）的途徑受到阻礙，就會成為紛爭動亂的原因。基於上述的認知，鄭曉嚴厲批判了貿易的禁止，也就是海禁絕貢政策。另一方面，屠仲律也有清楚的認識。他表示，由海賊所起的紛亂，起因是沿岸奸民通番互市，亦即與海外進行交易所致；倭寇的實際狀況是夷人占十分之一，逃亡的罪犯占十分之二，浙江省的寧波、紹興人占十分之五，福建省的漳州、泉州、福州人占十分之九，換言之，「編戶齊民」，也就是中國人民，占了絕大部分的比例。

當時，自廣東、福建、浙江的沿岸，至南方的東南亞、呂宋，日本西南地區一帶，究竟有多少的華人是「通番互市之奸民」，也就是以貿易業者、海盜或是和平的居留者等身分，與蕃夷混合著一同生活呢？其估計的數量恐怕可以達到十幾萬至數十萬之多。如同鄭曉的提醒一般，華人進入了夷狄之內，跨越了種族和語言，在一種共同社會形式下活動，在中國社會邊境的東海、南海方面，是非常顯著的現象。

北方的牧農王國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北方邊境，在某種含義上，也是進行著與此平行的現象。其中最為顯著的是，投身至俺答汗麾下的華人聚落──「板升」的發展。關於板升，萩原淳平已有詳細的論述。荻原先生提醒，在俺答汗順義王家的統治下，形成了「牧農王國」，這點「即便是在北方遊牧民族的歷史上，也是特異的社會現象」。山西省的邊外，光是以現今呼和浩特（明代的歸化城，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為中心的地區，自十六世紀中葉起至下半葉期間，在長城線的北側，就有一個由農民與手工業者所組成、足以維持中國式生活文化，人口約十萬人的社會急速發展。這即便是在中國社會的歷史上，也可以說是「特異的社會現象」。另外，在西邊的鄂爾多斯方面，俺答汗之兄──袞必里克．墨爾根．濟農「虜掠我邊人六七萬，強勢愈盛」，將強制或是自願移居邊外的華人社會置於其統治之下，也是相當值得矚目的歷史現象。

伴隨著一五七一年的隆慶和議（俺答汗封貢），關於俺答汗與昆都倫汗（老把都）兄弟統治的勢力，更為確切的情報得以傳遞到明朝方面。

在這個時間點的大小板升，漢人約有五萬多人，其中白蓮教徒一萬人，總稱為「夷」的非漢人，則只有大約兩千多人。因為和議，趙全等華人首領被綑縛至北京，曝屍東市，但是並未採取讓板升居民全數返還內地的政策。其後，隨著北邊互市的發展，邊外的農耕、農牧社會獲得了更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以華人為主體的板升本身，與支配板升的遊牧民族蒙古，未必只是因納貢者與接受納貢者這種經濟上的收受關係而結合在一起。就像注意到「牧農王國」現象一般，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他們已經構成了一個擁有高度共同性的社會。

多種族帝國的原始型態

兩年後，趙全等華人領袖，與俺答汗及其子辛愛黃台吉的十多萬大軍，一同越過長城，入侵通州、順義、平谷等地，威脅北京。返還後，俺答汗授與趙全「把都兒哈」的稱號，使其統率一萬餘人的漢人部隊。趙全等人則哄抬俺答汗為皇帝，為其建設城郭宮殿等。

俺答汗在自己的麾下設置板升社會與漢人頭目，形成跨越種族的統合組織；透過這種方式，他變成了一種與過去蒙古和瓦剌各部不同性質的威脅。鄂爾多斯的濟農、土默特以及喀喇沁的俺答汗兄弟率領的右翼蒙古，南下至明朝長城一線附近，這件事本身讓明朝與蒙古的關係，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不只如此，過去明朝有效的邊鎮軍事配置以及防衛能力，在這個時期也失去了優勢。這都是起因於蒙古方面採取「登我叛人，（明朝）虛實盡諳」的戰術以及裝備的發展。成長於北方的尹畊，在其著作《塞語》中詳細論述了內外戰力逆轉的實際狀況。與編成滿、蒙、漢八旗，各自擁戴努爾哈赤、皇太極為君主，以軍事國家之姿進行統合的清朝一樣，我們可以從中看見一個包含多種族集團的多重帝國之原始型態。在十六世紀中葉中國的北方邊境，跨越了種族與言語的共同社會正逐漸成形。這與環繞著東海、南海的邊境地帶狀況是如出一徹。

在整個北方邊境當中，東北邊境很早就形成了漢族、女直（女真）、朝鮮、蒙古混雜的狀態。正統八年（一四四三年），女真人驅使中國人從事農耕，被視為一大問題。另外，在一四七〇年代下半葉也發生了事件，逃亡的東寧衛住民假冒建州酋長的名號入貢關市。

十六世紀中葉以後，在這個地區，以中國本土與朝鮮之間的經濟關係為主軸，進行了社會的流動化與秩序的重新塑形。首先，關於華人的越境—定居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板升在這個地區也是十分發達的現象。板升不只是在大同邊外，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朵顏等所謂的兀良哈三衛之中，記錄有「漢人眾多，幸好他們願意向我國邊吏陳訴（入寇的謀略）」。在遼東，官軍流亡佚失的狀況相當嚴重。以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的饑荒為契機，據說在七萬兩千人的員額中，消失了三分之二。此外，不單只是邊外，在遼東半島沿岸的各個島嶼上，「奸民之闌出」也十分明顯。

兩邊得利的板升居民

根據陳仁錫的認知，遼東板升的居民，一方面在邊牆附近接受明朝當局的賞賜，展現出貌似「護邊」的一面，另一方面則是成為努爾哈赤陣營的「細作」，也就是通敵者，在掠奪品上也分了一杯羹。女真人原本就有一部分是過著農耕生活，因此對漢人而言，也算是在有親近感的社會下生活。遼東的漢人雖然毫無疑問，從很早開始就不斷滲透、移居到女真統治地區，但在十六世紀下半葉，作為漢地與女真統治區域界線的邊牆外側，甘犯禁令「闌出」的漢人形影則是益發顯著。

根據馮瑗的證詞，在開原南方約二十公里處的松山堡附近，「往年是華夷雜處，互通有無，享有安堵之福」的狀態。馮瑗所說的「往年」，是女真在萬汗（王台）（當時盤踞在烏拉［海西女真］的哈達寨）的霸權下，與明朝維持著友好關係開始，到李成梁與努爾哈赤的合作，為遼東帶來繁榮的這一段期間，也就是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初葉。到這個時期為止，以生活物資交易為基礎的種族混融社會已在這個地區成型。鄭曉的看法是，在遼東，因為很早就在關卡進行互市的緣故，所以很難防止華人與女真、蒙古的相互滲透。

對於努爾哈赤效法前輩俺答汗，積極招徠華人之事，也有許多論者提出警告。馮瑗便感嘆，對於努爾哈赤「殺掠我人民，掠奪我牛馬，招徠反叛亡命者」的做法，明朝只能袖手旁觀，這對開原而言是一項威脅。

華夏之民，夷虜屬民，不依歸於任何一邊，靈活且堅韌求生存的人們；在明末的邊境社會接二連三出現的，不就是這樣的人群嗎？越境者大量湧現的社會現象，是在複雜的因果關係交相影響之下的結果，雖然無法期待全盤理解，但是首先應該可以依循當時人們的認知來進行推論。

被逼反的棄民

在這時期有關邊境問題的論述，呈現出一種率直的認知：選擇歸服外夷、與之共同生活的人們，是因為他們想從威脅自己在內地生活的政治權力中得到自由，所以才走上叛逃亡命之路。

鄭曉就指出，西北邊境的人們之所以投向俺答汗的板升，理由之一便是「官吏貪汙殘暴，軍民困苦，因此忍痛背棄鄉土，甘願服從醜類」。另一方面，嘉靖年間中期起，動員邊軍修築長城，結果發生許多想要迴避軍役而逃亡的案例，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以兵部郎中身分視察薊州鎮的唐順之，就點出了這個現象。唐順之力陳，軍兵的缺額人數高達三萬，且留在隊伍中的多是老弱殘兵，不堪戰鬥，這都是因為逃亡的緣故。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修築長城等工役的重荷，以及為籠絡附近蒙古的撫賞經費壓迫到軍事費用、還有將領盜用兵餉以及文官的需索，在在威脅到邊軍的生活；在這樣的狀況下，根本無法阻止邊軍的逃亡。

當然，逃亡的邊軍未必是全數投身異域。但是，如同十六世紀末謝肇淛寫下的一般，既無「賦役之繁、文罔之密」，也沒有胥吏衙役暴力侵擾的「虜地」，作為逃亡的目的地，確實具有魅力。另外，在注腳所引用何爾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見以下的觀點：因為徭役、礦稅之害，逃離「苦海」前往「樂土」成為人們的動機。熊廷弼則是為了那些人們的心情辯護：比起為了明朝赴死，不如投身前往努爾哈赤管理之下的板升。

這些瀰漫在遼東人們心中對叛亡的想望，已經越過夷虜的強兵，成為明朝當局者憂慮的種子。因為稅役的負擔以及苛政的難以忍受而逃散之事，確實已經成為許多越境者的動機。當時在江南等先進地區，可以普遍看見民眾投靠有力的民間鄉紳。移居或是逃亡至官衙權力鞭長莫及的地區，就算是夷狄之地，對於邊境地區的人們來說，無疑也是逃離苦海的上策。

※本文摘取自《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八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