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結辮髮的華人

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十月，福建與廣東的總督巡撫以聯名方式書寫奏摺，上呈雍正皇帝。這是根據兵部的咨文，對雍正帝上諭的回應；皇帝在上諭中，指示要檢討海外華人的歸國措施，並且呈送康熙年間海外事務的相關檔案，以供對策之參考。在這份奏摺中，督撫們報告了透過傳聞得知、關於巴達維亞（雅加達）和馬尼拉的情勢。在報告裡他們說，巴達維亞方面的華人一定要剪去辮髮，而在馬尼拉則是沒有剪去辮髮的必要。從這點可以證明，清朝當局對於海外的反清活動相當敏感。

福建、廣東的督撫們提議，讓有能耐的人化身為貿易商人，又或者是從幹練的貿易商人中挑出適當的人選，將他們派往巴達維亞與馬尼拉，讓他們去刺探「在那個國家有何動靜？定區當地的內地人（華人）實際上有多少人？在那塊土地上做些什麼事？讓中國人居住在該地有何意圖？」等事項。對此，雍正帝批下硃批：「說得簡單，要獲得人才卻很困難。若是沒有謹慎行事，以大大的厚賞作為鼓舞，且慎重挑選人才的話，這些（清朝派出從事秘密偵查的）人們將會驚動對方的國家，反而會比派遣官員更打草驚蛇吧！要仔細地挑選人才去進行。（言之易，得人難。非十分留心，大設賞鼓舞，慎重其人，則此人之驚惶彼國，而反甚於遣官也。詳細擇人為之）」

雍正帝在硃批中，清楚表明了以下的擔憂：相較於長崎的不同狀況，將密探送進荷蘭、西班牙支配的地區，恐怕會引發外交糾紛。縱使解除了南洋海禁，清廷對這些和西洋各國有關的地區狀況，依舊抱持著強烈的警戒感。

從筆者迄今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尚無法判斷清廷在這個時期，是否真的派出了密探。不過，督撫們基於風聞上報、有關爪哇與呂宋華人社會的情報，既是當事者共享的資訊，那跟現實的狀況，想必不會相差太大。在雅加達方面，「米穀的價格極為低廉，工藝匠人們也容易獲利。因此，人們（剪去辮髮）蓄髮定居，結婚生子，絲毫沒有想要回鄉的心意（米穀甚賤，工藝之人，易於獲利。是以蓄髮居住，婚娶生育，竟不作故土之想）。」在良好的經濟環境之下，有助於漢人在當地的定居及發展，「關於管理漢人方面，當地政府以漢人為長，賦予『甲必丹』的稱號，當有訴訟之事發生時，便交由他們審理。同時也會發給每個人身分證明，方便盤查（至管束漢人，即以漢人為長，名曰甲必丹。凡有訟事，歸其審理。每人給照護身，以副盤查）。」上述具體呈現了當地華人社會的成熟程度，甚至已經具備自治機構。

但是，對於當地華人享有某種程度的自由與安定生活，清朝當局不只未曾遙寄祝福之意，反而益發增強了警戒心。在解除「南洋海禁」的前後時期，清朝所採取的對應，是接二連三強化了對海外渡航者的管理，並且實施強化限制從海外歸國的政策。這就是對帶有自律性的海外華人社會擴大之事，懷有警戒心的表現。

被團團包圍的唐人

相較於南洋方面，清廷對於長崎的狀況，較能獲得具有高度可信賴的情報。正如松浦章所論述的一般，康熙帝在一七〇一年（康熙四十年，日本元祿十四年）派遣內務府司庫──也就是經濟官僚──莫爾森（又稱麥而森），作為密探前往長崎。

莫爾森出身包衣世家；「包衣」原意是皇室的家奴，不過經常可以看見飛黃騰達的包衣，以皇帝心腹的身分活躍於蒐集情報的任務上。莫爾森所帶回的情報，其詳細內容不得而知。但是，當時清廷仍對日本抱持著強烈的警戒心；有鑑於和日本相關的情報真偽混雜交錯，莫爾森的使命，便是對這些情報進行確認。從長崎歸朝的莫爾森，表示那些是「假捏虛奉之詞」；他的說法似乎給予康熙帝一種印象，那就是當時的日本「懦弱恭順」，在對外政策上相當消極。據雍正帝說，康熙皇帝因此解除了對日本的戒心，「嗣後遂不以介意」。

關於長崎，正如眾所周知一般，浙江總督李衛透過密探、以及對浙江方面歸國者的詢問，獲得高度精確的情報，並將之向雍正帝逐一進行報告。值得注意的是，據日本帶回來的情報顯示，那些應日方要求，渡航前往長崎的醫生、軍人、知識分子、製造武器的工匠等，在當地從事活動的情況固不用說，就連一般的貿易商人，也被置於嚴格的管理下，幾乎被剝奪了行動的自由：

凡平常貿易之人到彼，皆圈禁城中，週圍又砌高牆，內有房屋，開行甚多，名為土庫，止有總門，重兵把守，不許出外間走得知消息。到時將貨收去，官為發賣，一切飲食妓女，皆其所給。回棹時逐一銷算扣除。交還所換銅觔貨物，押住開行。

（譯：一般的貿易商人到了那個地方，便會被圈禁在城中。城鎮的周圍砌起高牆，內側有家屋，許多商人就在住宿處開起了店鋪［行］。這樣的建築稱為「土庫」，只有一扇大門，外有重裝備的士兵守衛，不許隨意出外閒晃、打探消息。抵達之後的貨物也會被收納［進倉庫］，由官方代為販賣。所有［中國商人的］飲食與妓女，都由［官方］供應，在返航時逐一精算扣除，當作付款；至於［作為代價］得到的銅料和貨物，則會被押送到商人住處。）

在這裡稱為「官」的，必須是通事和商人中的「乙名」；然而，通事和「乙名」雖是被拔擢為「御用」的城鎮公務員，但不是真正的「官」。因此，「信牌」的發給是掛在唐人通事名下，也就是說，他們具有給予中國商人「信牌」的地位和權限，因此在他們背後，可以隱約見到奉行所的權力。此外，令人深感興味的是，從被嚴格管理的中國商人角度看來，唐人通事的形象，基本上和「官」是相互重疊的。最後，就長崎貿易而言，將貿易對象的中國人、荷蘭人置於隔離狀態的政策，並不是從這個時候才開始；一七〇一年康熙帝的密探莫爾森，應該也有被關進唐人館的經驗。

再者，李衛的長崎情報，應該也是透過貿易商人聽取得來的，其中將唐人館內的建物稱為「土庫」這點，也讓人頗感興趣。所謂「土庫」，原本是指以土石建造起來的倉庫等；這個詞彙藉由福建人的貿易商和移民，逐漸普及於東南亞，不過這裡是轉變為指稱作為貿易據點的商館之意。在張燮《東西洋考》卷三，關於下港（Banten／萬丹）的記述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其貿易，（萬丹）王在城外開設兩個澗（似乎是市場之意），設置店鋪。一到凌晨，人們便前往各個澗進行貿易，至正午結束。王每天徵收稅金。來到萬丹的荷蘭人（紅毛番）所建造的土庫，位在大澗東邊。葡萄牙人（佛郎機人）所建的土庫，位在大澗西邊。這兩種夷人皆是以哈板船，年年往來於此（其貿易，王置二澗城外，設立鋪舍。凌晨，各上澗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澗西。二夷俱哈板船，年年來往）。」

一七八三年（乾隆四十八年）造訪巴達維亞的王大海，在其見聞錄《海島逸誌》中有「在巴達維亞貿易的人，大家都接受土庫的待遇（土庫是巨大的家屋），交易也是遵守巴達維亞的約定（在吧貿易者，皆處以土庫［巨第也］，其交關亦遵吧國約束）」。許雲樵《南洋華語俚語辭典》中解說：「在閩南，將『棧』稱之為『土庫』，現在則是指外國人的商品倉庫和商行（閩南稱棧曰土庫，今指外人貨倉及商行）。

「棧」所指的就是「貨棧」、「行棧」、也就是貿易的經銷批發商；他們為從事商品買賣、不辭千里自遠方而來的客商，提供住宿、買賣仲介、代理等服務。在廣東省東部潮州的商業港口樟林，外洋船隻從事貿易的「洋船棧」，「多數是巨大的建築物，將商場、倉庫、住宅、客舍連為一體，占地一畝（約兩百坪）左右。因為鄰近港口，唯恐漲潮淹水，而採多樓層建築（多數是巨型的建築，每座聯商場、倉庫、住宅、客舍於一體，占地約一畝左右。因鄰近港旁，漲潮內澇，均可為患，故都有樓層）」。即便到了現在，在馬來語系的語言中，toko也廣泛被使用在意指「商店」的語彙上。長崎的貿易商，將唐人館內自己宿泊的家屋稱呼為toko，應該是由於他們認為其與中國的「行」、「棧」具有相同機能的緣故；這也顯示，長崎貿易是擴展到東南亞方面的唐人貿易網絡中的一部分。

華人的利用與管理

李衛提醒皇帝注意，信牌制度可能會成為日本用來逼迫中國商人、實現種種要求的有力道具：

數年以來設立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質。遂多干犯禁條，不一而足。

（譯：數年來，［日本］設立倭照［信牌］制度，挾制客商。從要求禮物開始，接著便開始強制要求帶入人員和貨物，結果導致許多違禁狀態出現。）

長崎當局在實施信牌制度的兩年後，開始使用信牌，作為獲取願和日方合作者的利益誘導手段。其第一號，便是廣南船的陳祖觀。陳祖觀在一七一七年（康熙五十六年，日本享保二年）八月七日，未攜帶信牌而來航長崎。他接受日方的要求，答應幫忙確認「四十三名船頭的信牌在寧波被扣押」這一風傳是否屬實，從而領到了日方新發行、於丁酉年（一七一七年）來行的信牌。隨即前往寧波的陳祖觀在九月五日回到長崎，報告「唐國官府已經相當順利地將信牌全數交還給船主們，各船應該會逐一入港」。攜帶著朝廷歸還信牌的李亦賢的船隻，就在十天後入港；之後，浙江、江蘇方面的船隻接二連三地來航。

不久後在中國國內，一張信牌居然以七千兩至一萬兩程度的高價，成為市場上交易的商品；並且，開始出現以取得信牌為目的之商人，應日方要求而攜帶醫生等專業人士渡海，前往長崎開業的狀況。「商人貪於倭照（信牌）而展開貿易，一味服從（日本方面的）命令。」這種狀況對清朝的安全保障而言，當然是不能坐視不理之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以此為理由，選擇從長崎貿易撤退。李衛採用的對策是，從福建、浙江的商人中選定八位商人為「商總」，透過他們實施違禁品與非法渡航的檢查，同時也採取讓複數的「商總」之間，實施相互監視的制度；此制度並非強化官府的直接管理，而是委任給商人們的自律管理，雍正帝也認為「非常恰當且合我心意（甚屬妥協是當）」，表示全面性地贊成。

清廷之所以會採取如此溫和的對策，一方面是已經認知到，透過「信牌」展開利益誘導、打破朝廷禁制的行為已成常態，另一方面無疑也是清廷判斷，這樣做的弊害並不大。畢竟透過詳細的調查情報，清廷也得知，日本在長崎方面並非無秩序地放任違禁品與人員的流出，而是有選擇且抑制性地為之。

日本最恐懼的，是自律管理的海外華人社會在其支配範圍內成長的可能性。然而，在長崎，這種可能性的新芽已被完全地摘除。被圈禁在唐人館內的中國商人，就連糧食和妓女的供給都必須仰賴通事，在交易結束後也被要求要迅速地回國。在長崎與日本女性之間生育的小孩，也不被允許帶回中國。未攜帶信牌的船隻會被命令立即回國，要是有打算在長崎以外地方卸貨的商船，將會遭受毫不留情的火力攻擊。

日本實現了如此嚴格的貿易管理制度的訊息，經由親身體驗的商人和歸國者，以及康熙帝和李衛派去的間諜，雖然陳述有點扭曲和誇張，但依然確實地傳達到中國當局者的耳中。這些關於長崎的情報，相較於主要由福建、廣東方面傳來、以爪哇為首之南洋港市華人社會的狀況，呈現極端明顯的對比。對於漢人反抗始終無法放下心的清廷，在「東洋」（日本）與「南洋」之間，看到了安全與危險的分水嶺。這便是為何誕生於華夷夾縫間的商業勢力動態，會成為清廷關注的焦點。

※本文摘取自《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岩井茂樹（いわい しげき）

日本歷史學者，一九五五年生於日本福岡縣，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並取得文學博士。一九八○至一九八二年作為日本文部省的公派留學生赴中國南開大學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留學。一九八三年起歷任京都大學文學系教學助理，京都產業大學經濟系講師、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二○○二年至今，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期間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

主攻明清史、東亞交流史，代表作為《中國近世財政史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4）。此外，曾編著《中國近世社會秩序的形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合著《「使琉球録」解題及相關研究》（榕樹書林，1999）、《檔案中的中國近代史》（有斐閣，1996）、《亞細亞的歷史與文化5》（同朋舍，1995）、《戰後日本的中國史論爭》（河合文化研究所，1993），並發表論文數十篇。

校訂者簡介

鄭天恩

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何謂中華、何謂漢》、《文明的遊牧史觀》、《凱爾特．最初的歐洲》、《人民解放軍的真相》、《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何謂中華、何謂漢：追逐彩虹的草原男兒》（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來自擇捉島的緊急電報》、《最後的帝國軍人》、《珍珠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日本人的界限》（合譯）等書。

譯者簡介

廖怡錚

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地中海世界與羅馬帝國》、《印加與西班牙的交錯》、《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巨龍的胎動》、《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從東南亞到東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