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伊始，象徵人類團結和平的冬奧會聖火剛剛熄滅僅僅兩天，隨著普丁一聲令下，俄烏戰爭爆發。烏克蘭陷入了亡國危機，歐洲重新上演戰火與殺戮的夢魘。不同尋常的是，儘管戰前美國通過各種管道，不遺餘力地向全世界警告俄羅斯的侵略計畫，但公信力處在歷史低點的美國這次並沒有獲得太多信任。嘲諷聲比警告聲要大聲得多。當戰爭真的爆發時，很多評論家才如夢初醒，開始慌亂地轉頭尋找引發這場戰爭的草蛇灰線，許多人在這時適時地摘出了偉大的戰略家，「可能是最瞭解蘇聯及俄羅斯文明」的喬治肯南著名的關於北約東擴是嚴重戰略錯誤的說法。而另一位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巨擘，去年在外交雜誌發文指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而掀起軒然大波的米爾斯海默，也一時風頭無兩。因為人們突然意識到米氏關於北約東擴必然導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預言已經成真。對比之下，自由主義者們對烏克蘭前景的樂觀，以及俄羅斯入侵克裡米亞後西方軟弱的回應，都顯得那麼幼稚而不合時宜。這場危機讓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自由主義對世界的解釋力，世界大同的幻夢似乎已經終結。不少人呼籲政治家們重拾「傳統智慧」，回到現實主義的框架思考國際問題，甚至預言一道新的鐵幕將會在中俄和西方社會之間落下。

是美國放縱了中國嗎？

因《大國政治的悲劇》一書聲名鵲起的米氏是當今「攻勢現實主義」最重量級的代表人物。在「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社會」以及「各國無法確定其他國家的意圖」。在這種理論中，米氏所描繪的是一種類似劉慈欣科幻作品《三體》裡黑暗森林般冷血而殘酷的社會。在這樣的圖景裡，各個國家必須經過無情而理性的計算才能確保生存。文化，軟實力，意識形態這些被政治家們掛在嘴邊的東西完全沒有人們想像中重要。

米氏在去年的外交雜誌上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已經引起了國際關係學界的巨大反響，詭異的是，很多中國人也認同米氏的分析。以反美和民族主義著稱的觀察者網很快便把米氏的文章全文翻譯，僅僅是官網上就有近百萬的閱讀量，這還沒算上微信公眾號和各種媒體轉載後的閱讀。而下面的討論更是熱絡，雖然很多人對米爾斯海默對中國的敵意感到不快，但就如同大多數中國人是黑暗森林理論的擁躉一樣，人們對米氏攻勢現實主義的基本架構表達了高度認可。有一種評論很有代表性：美國跟中國並沒有誰欠誰的關係，只是一種出於純理性利益考量後必然的選擇，兩者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從來就不可能和諧共處，現在已經到了攤牌的時刻。

總的來說，在外交雜誌的文章和俄烏開戰後的採訪裡，米氏一直強調，美國忽略了政治的基本規律，在一個無政府的世界裡，稱霸是每個大國的必然需求。美國放縱了中國，激怒了俄國，是在冷戰後外交上的最大失誤，這兩個決策分別造成了中國稱霸世界的威脅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苦果。

如果說國際關係學界對米氏關於中國政策的批評還僅限於學術討論，紐約客發出對米氏的採訪後，立刻有諸多國際關係學者（其中不乏重量級學者）在大眾傳媒公開指出米氏理論的缺陷——那便是：米氏理論與左派言必稱「帝國主義」並把世界上的一切苦難都歸咎於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擴張可謂一脈相承，都是對美國和盟友能力的過分自大，忽略了各個國家的主觀能動性。此類批判可謂汗牛充棟，筆者在此不再贅述。

與「境外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之說暗通款曲

然而，被諸多評論家忽略的是，除去西方左右派共同的美國/帝國中心論的，米氏的理論事實上也與獨裁/維權國家的所謂「境外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理論暗通款曲。境外勢力干預對於獨裁和民主國家都不新鮮。例如，2016大選後美國轟轟烈烈但雷聲大雨點小的「通俄門」，其實便是相當一部分民主黨人不願承認Trump在美國社會有真實且巨大的支持而找來的替罪羊。幾年過去，哪怕最硬核的民主黨人也不得不承認，基於現有的調查結果，俄羅斯對大選干預的影響恐怕並沒有左右大選結果，2020年選舉的極小差距還是較為真實地反映了意識形態割裂嚴重的美國社會。但通俄門調查恰恰反映了，在開放社會裡，政治家的動員口號裡的私貨可以被獨立機構和自由的新聞媒體驗證，從而把境外勢力的實際影響還原到它本來的樣子。與之不同的是，在獨裁國家裡，獨裁者可以利用國家機器展開限制自由媒體和資訊污染的全面輿論戰，毫無限制地用境外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敘事來喚醒民粹，從而建立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和例外狀態的必要性。

僅僅是最近幾個月，我們就見證了哈薩克和俄羅斯的統治者幾乎膝跳反射式地在國家面臨政治危機時訴諸境外勢力。更糟糕的是，境外勢力這一概念的建構與獨裁者的統治能力和資訊污染的精巧程度高度相關，但恰恰與事實無關。米氏的天真之處在於，他以為北約東擴就是刺激俄羅斯侵略衝動的唯一源頭，而忽略了俄羅斯的帝國榮光這一腐朽但對統治者無比誘惑的巨大思想資源，以及普丁轉嫁國內矛盾和支持率的強烈衝動。事實上，由於俄羅斯本身的帝國史觀以及普丁政府的管控輿論的高明手段，無論北約是否東擴，俄羅斯總能塑造一種敘事來為它入侵烏克蘭正名。這種塑造早在21世紀初便開始醞釀。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如果北約沒有東擴，波羅的海三國未能如願加入北約，俄羅斯帝國的論述或許會更加宏大和野心勃勃，這場目前還只是局部戰爭的衝突也許會比現在的範圍大的多得多。

因此，當西方的左右派不謀而合地錯估美國在地緣政治的影響，而大力抨擊美國時，客觀上只是為獨裁者們的陰謀論藉口添加燃料。讓俄羅斯人成功把自己的擴張衝動歸咎於西方的刺激。

米氏的傲慢還體現在對中國的評估上，在外交雜誌的文章裡，米氏不無惋惜地指出，如果在冷戰結束後，美國能夠審視世界的狀況，中國的戰略價值以及威脅，並對技術出口和貿易政策做出改變，中國的發展便可以被大幅度減緩，中國的威脅便不會如此巨大。

低估了中國發展的巨大內生性動能

誰也不能否認，加入WTO對中國經濟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沒加入WTO或者晚些加入，中國經濟難道就會失去動力嗎？筆者查閱了一些實證研究，普遍認為加入WTO使得中國經濟增加了1%-2.4%的真實經濟增長，這當然不可謂不顯著，然而如果說這就是中國這些年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無疑是低估了中國發展的巨大內生性動能。

此外，米氏所鼓吹的技術禁運恐怕很難奏效，因為歐洲和日本在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技術轉移裡也起到了不輸美國的巨大作用，任何在90年代生活在中國的人都會對當時中德合資生產的桑塔納滿街跑的盛況印象深刻。而日本對中國30年的援助更是給日本企業和中國都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益。更重要的是，技術的「溢出」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太廣泛了，強如美國，也必須在限制出口遏制中國發展和保護本國商業利益裡找到一個平衡， 即所謂的「small yard，high fence」。這也就是為什麼哪怕遏制中國早已成為朝野共識的現在，美國的各種制裁清單裡，也要小心翼翼地防止對中國的全面禁售，中國的大多數企業仍然可以不受限制的獲取美國的晶片。

在筆者看來，米氏理論更大但卻更加隱秘的問題在於，作為一名成長於冷戰時期的學者，他的分析框架嚴重錯估了冷戰後及全球化社會的自發秩序。冷戰後，整個西方被意識形態戰爭的勝利鼓舞，對全球化產生了無比的樂觀情緒。在經濟領域，崇尚小政府雷根經濟學被奉為圭臬。在這種政治上的去意識形態化和商業上減少政府干預的雙重作用下，美國政府由一個道德義務纏身的資本主義領袖逐漸蛻變成為一個「擁有軍隊的超級保險公司」（保羅克魯格曼語）。在這種前提下，就算美國政府完全認同米氏的意識形態，並且按照他的指導下棋，逐漸多元的美國利益群體和無可阻擋的全球化浪潮也會大大削弱美國政府政策的有效性，甚至會因為這種僵化思維而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因為美國退出而重起爐灶的CPTPP就是個絕好的例子。

從這次對俄羅斯的制裁我們更能清晰地看到，儘管政府的態度依然重要，但商業公司的制裁行動事實上是被商業邏輯裡「不作惡」價值觀所捆綁，是依情勢發展，回應客戶群體需求的一種商業理性行為。我們可以設想，假如美國僅僅因為中國長遠來看是美國霸權的威脅而制裁，很多公司恐怕並不會買帳，制裁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出口完全依賴西方正是中國最大的軟肋

然而，我們不妨設想，假如美國真的按照米氏的邏輯行事，早早放棄對中國的接觸政策，改為全面遏制，我們不妨再假設，美國通過自己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掌控，要求各國站隊，成功合力制裁中國，那麼歷史會怎樣被改寫？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上述假設成立，那麼重商主義和出口導向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空間會被大大縮小。而這種發展模式正是中國在外部條件（加入WTO）和內部稟賦（充足勞動力）的約束下，阻力最小的經濟發展模式。它的成果巨大，但代價同樣巨大。日本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老師，而現在中國已經逐漸感受到日本8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後的惡果——巨大的債務負擔，資產泡沫以及極端不平等的分配使得經濟活力下降，人口逐漸減少。由於這種發展模式的阻力很小，拖延了必要的改革，中國只能繼續依託債務增長，飲鴆止渴。已經有經濟學家斷言，由於越來越難以為繼的債務負擔和惡化的人口趨勢，中國未來十年的中樞增長率恐怕只能在2%左右，與美國經濟之前的差距甚至可能越拉越大。

而如果因為美國的制裁，中國無法依託這種最小阻力路徑發展經濟，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中國可能會早早選擇痛苦但必要的改革，平衡經濟，擴大內需，短期內雖然犧牲了一些經濟增長，但長期反而可以讓紅果經濟發展更快更好，走得更遠。從而使得它與美國的差距更小。

更重要的是，正如每個商人都念叨的「顧客就是上帝」，中國選擇跟美國「鬥而不破」，努力維持跟美國的貿易，正是因為在當前的發展模式下，中國的投資和消費兩架馬車全面熄火，只剩出口一枝獨秀，而出口完全依賴西方正是中國最大的軟肋，也是西方維繫對中國經濟優勢最大的砝碼。假如中國僅僅依靠內需便能消化自身的產能，恐怕西方面對的將是一個更加難纏的對手。

這便是歷史最大的吊詭之處，再偉大的棋手也很難穿越時空，擺脫蝴蝶效應的規律，準確預測大國博弈。因此，也許最好的現實主義是放下傲慢和成見，放棄大棋黨的衝動，尊重每個國家的自我能動性，才能更好的識別未來。

※作者為政經諮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