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哥德堡大學所主持的多元民主計畫（Varieties of Democracy project，以下簡稱V-Dem計畫），每年都會更新專家調查資料庫。其中的「數位社會」新單元當中，有一個調查變項（variable）是對全球各國「遭受外國假資訊攻擊」的程度進行調查，結果台灣居然榮登世界第一！

台灣是全球各國家中接收來自外國政府或其代理人的假資訊最嚴重的國家！這個變項具體詢問專家「外國政府及其代理人有多頻繁地透過社群媒體來傳播誤導的觀點或錯誤的資訊，以試圖影響這個國家的國內政治？」指標分數越低代表來自境外的假資訊越嚴重、受害越深，越高則代表該國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把2018 年前幾名的國家畫成圖6-3-1，前十名還包含拉脫維亞、巴林、卡達、匈牙利、葉門、科索沃、敘利亞、喬治亞與委內瑞拉。另外，已被研究證實接收許多來自俄國假資訊的美國與烏克蘭，則分別為第13與14名。圖6-3-1 也顯示，台灣不但榮登世界冠軍，且分數也與其他國家拉開了相當大的差距；也就是說台灣已被負責評比的國內外專家一致肯定為「受害程度相當嚴重」。事實上，在這個變項所涵蓋的2000 年∼ 2019年期間，台灣在大多數的年份都被評為「接收外國假資訊攻擊」最嚴重的第一名。

到底V-Dem 資料庫是如何得出這樣的評分呢？資料庫當中是否還有其他相關的指標？

V-Dem資料庫介紹

V-Dem是一個針對政治體制與民主運作各面向的大型政治學跨國調查計畫，有全球近兩百個國家的資料，是目前政治學界在國家與變數上涵蓋最廣的資料庫之一，且任何人都可免費下載所有資料。此項計畫試著以更精細的方式提供概念化與測量民主的新途徑。

V-Dem計畫最初的發想，主要是著眼於在測量方法上納入更多元的民主面向。雖然之前已有許多資料庫對民主程度進行過測量，如Polity IV或Freedom House等；然而這些資料庫的測量與加總方法較為不公開，且往往只依賴少數外國專家提供判斷、往往忽略了在地社會的意見。另外，這些資料庫僅著重於測量選舉以及部分自由權利（liberal rights） 的程度，並以此作為「民主」的定義。

然而，除了選舉是否自由公平以及自由權利的有無這樣的核心定義之外，民主運作的其他面向，例如國會監督的能量、司法獨立的程度、直接民主的門檻、審議式民主的可能、以及社經資源分配的公平性等，都需要更好地被反映在資料搜集與相關的指標建構中。

V-Dem雖然強調民主的多元表現，但並未試圖挑戰既存規範理論上對於「民主」的定義；相反地，團隊會參考既有規範與實證文獻中所提的民主應該具有的特徵，在資料搜集中盡可能地涵蓋民主的一個核心原則（principle）與其他六個多元原則。與既有資料庫相似，其核心為選舉的有無以及執行的品質，另外六個原則包含「自由」（liberal）、「共識」（consensual）、「審議」（deliberative）、「多數決」（majoritarian）、「平等」（egalitarian）與「參與」（participatory）。

接著將每個原則都拆開成為更具體、更細節而容易回答的問題以進行測量。舉例而言，民主的「自由」原則在意的是人民的自由權利，如言論、結社、經濟自由等；然後這些項目又細分為各種媒體與訊息的自由、政黨組成的限制、私有產權的有無等。專家再針對這些具體細項進行判斷，而不是直接回答「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否擁有自由權利」這樣較廣泛而抽象的問題。

資料搜集的方式與限制

在整個計畫中共有超過300個類似這樣具體的問項，從而試圖捕捉民主這個複雜而多面向的概念。這300多個問項中部分具有「正確」答案（例如國會單一性別保障名額的比例），就由一位專家／研究助理來搜集資訊。另外將近200 個指標則仰賴人為判斷（例如某次選舉中作票的情形是否普遍），由專家評估來作答。針對這些指標，依照問題的性質，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與非政府組織工作者，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指標由超過5位本國與外國的專家來作答。專家匿名作答，而且在任何狀況下都不會也不應該公布專家名單，以避免針對較敏感的議題或來自威權國家的專家不敢真誠地評分。

接著以貝氏項目反應理論（Bayesian item response model）來加總各專家的評分。採用項目反應理論來加總的原因在於，每位專家給分時心裡可能有不同的評斷基準，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也可能對現象有不同的理解。項目反應理論模型能夠調節這些不同的給分標準，也控制專家們出錯的可能，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分數能夠相互比較。

讀者們或許會疑惑，5位專家的給分真的能有什麼測量效度嗎？真的能反映該國的表現嗎？這是專家調查與民意調查的不同之處，民意調查會想要知道大眾對於某些事情的想法、態度、感覺，也就是說重點並非事情的真相究竟何在，而是民眾到底是如何「感覺」的，由於重心在於個別民眾的主觀想法、而非客觀事實，所以民意調查需要有大規模、甚至是具有人口代表性的樣本，才能知道大家的感覺。

專家調查則假定有一個客觀事實的存在，例如台灣受到境外假訊息攻擊的程度、或選舉的公平程度，這是真實存在的現象，每個人當然可以對於這個現象有不同的感受，然而我們在這裡是想知道，若盡量客觀地來說、與其他國家比較，台灣的這個現象是否普遍。這個情況有點類似口試時5位面試委員來判斷學生或應徵者的能力表現，5個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因此V-Dem採用項目反應理論來調節），但他們是針對同一位候選人的表現來進行評分的；又或者是語文考試中的作文項目，每一份試卷可能交由2∼3位閱卷者來進行評分，而並非以大規模民調的方式來決定分數。我們可以把V-Dem專家調查的狀況想像成有超過5位專家來為例如「台灣在2018年的選舉公平程度」這樣的變項打分數。

類似採用專家調查的計畫通常就是以少數專家的判斷為依據，而V-Dem所邀集的專家人數已遠超過大家較熟悉的自由之家或Polity IV 等資料庫。另外V-Dem 也曾實驗過，比較少數專家的判斷、或廣邀許多一般民眾來為相同的政治現象打分數，結果發現以V-Dem 所關注的變項來說，專家確實能提供更有效率、更具有一致性的評分。

當然，所有無論是質化或量化的判斷都有其限制，也都有測量誤差（measurement error）的可能，V-Dem也不例外。比方由於資料最早蒐集到1900年，專家是否能針對這麼早期的現象進行判斷確實會有疑問，另外若專家們同質性太高的話（例如都來自類似的學校／國家、閱讀類似的期刊報章），也可能使評分受限。V-Dem 在所有的專家調查資料中都有提供「信賴區間」，信賴區間是由項目反應理論模型計算出的，也就是除了各國各年度在特定變項上的分數之外，也提供該分數可能的上限與下限；若是專家間彼此的意見越不相同，那麼信賴區間就會越大，代表評分的不確定性越大。若將信賴區間考慮進去後，兩個國家的分數仍有差異，那我們就可以比較有信心地下結論說：縱然考量一些不確定與測量誤差的可能，這兩個國家的表現仍然不一樣。

為了執行這樣龐大且跨越多國的資料搜集，V-Dem團隊成員超過五十人，許多都是相關領域的著名學者，並邀請三千多名來自超過170個國家的學者專家來作答。整個計畫目前涵蓋了180個國家自1900年至今的資料，並每年進行更新；同時也針對部分國家開始執行Historical V-Dem的計畫，主要仰賴歷史學家的判斷、以搜集各國在1800至1920年間的資料。

關於數位社會以及假資訊傳播

「數位社會」是V-Dem計畫當中最新的一個單元，新單元中的變數包括：各國政府散播與接收假資訊的頻率、針對假資訊在不同載具上的應對方式、整體的應對能力、對隱私權的保護、人們使用媒介的方式、政治菁英和政黨傳播訊息的方式等等。調查方式如同前述，是由本國與外國的專家來評分。與其他V-Dem變項不同之處在於，由於這些問題是關於新型態的資訊傳播，因此資料涵蓋的時間範圍僅有2000年至今。除了上述台灣榮登第一名的「接收外國假資訊」變項之外，調查中也試圖理解各國政府對內向自己的民眾傳播誤導、錯誤訊息的程度，以及是否向國外傳播假訊息。圖6-3-2就是2018年時各國在這兩個問題上的表現盒型圖（盒子裡的粗線是中位數的位置，盒子的上下範圍涵蓋中間50% 的資料所在，直線則是資料的整體分布）。圖中標示台灣、美國、東亞鄰國（包含日、韓、中國）的位置作為對照。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政府無論對內對外，傳播假訊息的程度都不高。

另外也有一部分變項可以用來了解政府對於網路言論與活動的控制情形，圖6-3-3列出了其中四個指標，包含政府「是否審查過濾網路內容」、「是否限制人民上網」、「是否禁止人民上社群網站」、以及「是否審查社群網站的言論」。毫無意外地，台灣的分數與其他民主國家接近，政府對於網路活動的過濾與審查相當有限。
 

調查中也顯示台灣民眾在網路上有很多元頻繁的活動。使用／接收網路媒體的普遍程度也是2018年的全球第一名 （圖6-3-4 左上），而網路媒體所呈現的觀點相當多元、並不侷限於政府立場（右上）。甚至各網路媒體對同一件事情會有相當不同的詮釋與報導方式（左下），而這個現象可能導致或反映了不同網路媒體受眾（各同溫層）之間，在立場與觀點、甚至是對現象的理解上有相當程度的分歧。另外，網路也已經成為台灣民眾用來號召例如抗議、連署、遊行等政治行動的普遍媒介了（右下）。

以上的調查結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他還有許多有趣的變項可供觀察。整體來說，這組新的調查除了讓我們發現台灣很頻繁地接收到來自境外的假新聞之外，也證實了台灣是個網路言論相當自由多元、能觸發許多可能性的地方。

當然，有許多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沒辦法透過上述簡單的圖表得到答案，例如該如何應對假訊息？網路媒體報導的高度分歧會帶來什麼影響？為何出現這樣的現象？另外，調查中也沒有直接詢問假訊息究竟來自哪個國家。這些問題都需要結合其他資料、以及更進一步的分析才能更完整地回答；而除了專家調查之外，透過其他方式所搜集的資料也都很重要，結合不同來源的資料能夠幫助我們在判斷相關現象時更能避免偏誤的發生。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博士。研究興趣包含民主轉型與政黨政治。本文摘自 《菜市場政治學：民主方舟》（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