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新冠大流行，中國的防疫政策和對疫情的處理，附帶一個政治功能，即用以證明中國體制在應對此類突發大型災害的優越性。在疫情的前半段，中國通過嚴苛的防控措施，似乎確實取得了成效，但防疫專家也提醒，動態清零政策很可能會使中國面臨全世界都開放，只有中國還在封閉的尷尬狀態。而目前，中國似乎正陷入這種窘境。

今年以來，面對 Omicron這個傳播性更強的病毒，中國的疫情面臨反彈壓力。農曆新年前有西安的封城，兩會及冬奧會過後，疫情在全國20多個省市全面開花，每天通報的感染人數幾千例，吉林尤其嚴重，還出現死人情況，連深圳和上海這兩個防疫做得比較好的城市也封城，深圳封了一個禮拜，3月21日才解封。儘管比起美歐和周邊日韓等國，從絕對感染和死亡人數看，中國這波疫情還遠遠比不上它們，但已是兩年來反彈力度最大的一次，國際油價前些天都因中國的疫情而重挫，很大程度上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能否控制疫情的擔憂，當然也是對中共當局清零政策投下的不信任票。

客觀而言，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以及實際的醫療狀況，在疫情發生初期和Delta病毒傳播階段，當局採取動態清零做法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其實東亞國家在疫情前期基本和中國是同樣的做法，區別在於中國的強制程度比起它們要嚴得多，這既有上面說的兩個原因，更是因為它們不可能有中共這樣的政權。它們的政府無法做到像中共當局對民眾的管制程度。也正因這種對疫情的「嚴防死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住了病毒的傳播，沒有造成人員大量死亡，使得民眾轉而改變早期因當局隱瞞而對政權產生的怨恨和不滿，支持當局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致使習近平能夠以此誇耀體制的優越，到處吹噓抗疫成效和體制優勢。

對中國政府來說，冬奧會也是政治事件，一定要借冬奧會來渲染中國抗疫的成果和制度優越性。（美聯社）

但是清零政策有其「死穴」，一方面手段和措施的嚴苛會造成大量次生災害和人道災難，這在武漢和西安的封城裡有出現；另一方面，是它的如何退出。如果說前者尚可用抗疫成就去掩蓋，後者則是當局現在面臨的現實壓力。假如不能儘快並有序退出，中國屆時就會發現，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開放了，唯獨中國還處於封閉中，現在很多國家還沒有全開放，人員旅行受到一定限制，等疫情流感化了，全球真正回到疫情前的人員和物資自由流動狀態，而中國仍在封閉或半封閉，不僅經濟會受極大影響，人們對體制和政權的不滿會重又滋生。事實上這種不滿已經出現，只是尚未全面擴散而已。

中共當局其實早就意識到這種狀況。中國最先實行的是全面清零，全面清零意味著消滅病毒，不出現任何一個感染者，後來知道做不到，才改為動態清零，也即不追求出現零感染，而是防止疫情出現反彈和擴散就可以了。最近這波疫情的反撲強度應該說超出了當局預料。按照當局疾控中心負責人的解釋，它由幾個原因造成，一是周邊包括香港韓國日本等疫情還非常嚴重；二是 Omicron的傳播力太強；三是全民施打疫苗超過八成五，加上 Omicron的毒性不高，很多感染者都是無症狀，導致發現晚，為防疫製造了一定困難。其實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民眾和地方官員對疫情的放鬆，或者用官方的話說，滋生了懈怠心理，不再像前期那樣重視了。這或許才是此波疫情反彈的最主要原因。

為什麼兩會和冬奧會後出現大面積的感染者？顯然這和民眾及地方政府放鬆對疫情的警惕有關。疫情流行兩三年後，人們早先對病毒的那種恐懼感消失大半，同時對高強度的防疫措施的不滿也越來越強烈，渴望回歸正常生活，西方過早開放一方面是經過了科學評估，另一方面和這種民意壓力不無關聯。中國民眾比較順從，雖對政府借疫情嚴控不滿，但也只得忍耐。而對當局來說，兩會特別是冬奧會也是政治事件，一定要借冬奧會來渲染中國抗疫的成果和制度優越性，所以在兩會和冬奧會結束之前，是不能放鬆疫情控制的。民眾和地方官都知道這點。但這同時也給他們一種暗示，在這兩件事情完成後，疫情防控應該要放鬆一點了。事實上，即使沒有這種暗示，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後，民眾和地方官員也自然會出現鬆口氣的懈怠心理，誰能夠在兩三年裡隨時保持一種高度緊張的狀態，何況 Omicron的致病性不高。

一旦一項政策讓人們特別是官員生厭，產生麻痹心理，說明它的功效出現遞減，需要調整或修正。按理，在疫情逐漸流感化，其致死率甚至低於流感，民眾接種率已達九成，兩會和冬奧會這兩件政治大事也已完成後，當局應該適時修改過於嚴格的防疫措施，逐步開放，即使不是一下子開放很大，至少不能像之前那樣死死地捆住民眾。儘管在這波疫情發生後，當局也開始了某些調整，主要是對輕症患者不再集中治療，並縮短隔離時間，但當局認為這不代表放鬆對疫情控制，而只是把資源更好地用在重症患者身上。從實際情形看，控制還和過去一樣嚴。習在最近的常委會上仍在強調要壓實屬地、部門、單位、個人四方責任，從嚴從實開展防控工作。官方的宣傳口徑繼續鼓吹習常委會的重要講話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指明方向、提振幹勁，地方政府按照習的指示把它作為必須打贏的政治抗疫任務。所以如此，根子在於，抗疫成了中共和習政權的合法性所在，當局的動態清零本質上是在維護中共統治和政權的合法性。

民主國家敢在疫情未完全戰勝前開放，是因為它們不害怕民眾會起來造反，它們沒有政權合法性之殤。不說美國，說說印度，和中國具有可比性。兩者都是人口大國，印度的經濟發展水準比中國落後，醫療資源可能也不如中國。這次疫情印度感染和死亡人數都遠超中國，但是莫迪沒有選擇封國。當然不能因此就說莫迪在漠視人命，或者民主國家的政府不害怕人民問責。但民主國家的人民問責是通過四年一次的選舉來進行的，它問責的是政府而非政權，政府可能會更替但政權不會改變。就此而言，無論疫情多嚴重，死亡多少人，受衝擊的是政府，但政府合法性的來源──選舉制度不會受衝擊，或者即使受衝擊程度也是輕微的，不至於讓民眾推翻民主制度──政體本身。

中國的情況和民主國家不一樣，和平時期出現幾十、幾百萬人的死亡，受到衝擊的就不但是政府，還有政府的合法性──制度本身。因為民眾無法通過選舉來改變政府，於是只能通過起義或革命來改變政權。也許在實際中民眾還無法做到這一點，可統治者害怕出現民眾的憤怒會淹沒政權的事情，而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是不擔心這點的。這就是兩者的本質差別。當局之不敢像民主國家那樣放開，而是對社會實行嚴控，害怕的就是出現幾十或幾百萬人的死亡，導致民眾起來造反。

中國對病毒「嚴防死守」在一段時間內控制住了病毒傳播，但也引發民眾高度不滿。（美聯社）

中共政權現在由習一人壟斷，而習又公開宣稱這場抗疫是由他親自指揮、親自領導、親自部署的，既然他要攬功，假如出現幾十萬人的死亡，自然他要親自負責。可他是負不起這個責任的。以他這幾年的積怨之深，如果因疫情防控不力而下臺，終結的不但是政治生命，很有可能是物質的生命。此乃他必須打贏抗疫戰的原因所在。

武漢封城造成的天怒人怨曾一度使他岌岌可危，想必隨時提醒他大意不得。要不是西方疫情的嚴峻特別是美國前期抗疫的糟糕救了他一把，讓民眾覺得中國的清零政策還不壞，他現在恐怕已下臺了，至少權力會得到很大削弱。正因為前期中西疫情的對比讓習找到自信，挽救了中共和他本人的合法性，使得他更執迷於這種高壓的抗疫方式和手段，並把它和政治優劣掛起鉤來，賦予了制度競爭的含義，直到現在他還在標榜中國抗疫的制度意義。在上文提到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習強調，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不斷提升分區分級差異化精准防控水準，快速有效處置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最大限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保持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全球領先地位，充分體現了中國防控疫情的堅實實力和強大能力，充分彰顯了中共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然而，這也使得他處於退出的困境中，因為一旦退出，疫情反彈，他之前通過強制和嚴控的抗疫成果就會消失。

可以說，這是習自找的抗疫陷阱。不是他把抗疫政治化，過度宣傳中國抗疫的政治功能，把它和當局的合法性捆綁起來，是不會出現如今這種進（更嚴）也不是退（鬆綁）也不是的兩難局面。有了美歐和印度巴西等國樣板，中國民眾對一定的感染人數以及死亡相信有相當的承受力，不像當局認為的那樣脆弱。但習其實是不信任民眾的。此次的疫情大反彈，很可能推後當局開放國門的計畫。習為保政治安全，會藉口民眾的生命健康儘量拖延開放進程，也許中國的開放要等到20大後甚至更長一些時間。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