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爭取達賴喇嘛的企圖

唯一真正能影響人民的人只剩下達賴喇嘛。他覺得他「站在兩座隨時可能會爆發的火山之間」。人民起義讓他感到失望，他認為這是自殺式的行為，然而事件的結果端賴他要譴責或支持。中共瞭解必須爭取他站在他們那一邊。達賴喇嘛辯經的夥伴江措林仁波切當時仍然能夠在羅布林卡自由活動，當天下午中共傳喚他到統戰部辦公室，交給他一封給達賴喇嘛的信，譚冠三在信中勸他不要來軍區看秀。

譚冠三沒有必要寫這封信，達賴喇嘛早已決定不離開羅布林卡。也許譚冠三想讓事情看起來是中共當局在主導，而不是達賴喇嘛被示威阻擋無法來看秀。不論譚冠三的動機是什麼，他這封信開啟了一連串私人信件的來往。三月十一日，在噶廈與羅布林卡官員都不知情的情況下，達賴喇嘛寫信給譚冠三，說他本來想去看表演，但卻為宮中「反動分子」所阻止。阿沛給達賴喇嘛帶來了第二封信，達賴喇嘛對此回信道，他正在「想辦法平息騷動」。他還暗示他反對起義，但主導權在羅布林卡內部一群好戰的西藏官員手中，他們拒絕聽從他的忠告。達賴喇嘛在自傳裡說寫那些信的目的是「爭取時間」並防止中共軍隊攻擊羅布林卡。不論達賴喇嘛的動機如何，中共相信這位西藏的領袖被脅迫軟禁於夏宮之中。這些信之後由新華社出版以證明達賴喇嘛被「反動分子」所挾持。

達賴喇嘛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本人或噶廈都沒有辦法影響群眾。抗議群眾此時已經在通往夏宮的路上建立起路障。到了三月十日傍晚時分，拉薩的示威活動仍然沒有止歇散去的跡象。群眾開始強化通往夏宮道路上的路障，而僅存的西藏士兵被召喚至夏宮負責防衛。隔天西藏官員群集於羅布林卡尋求達賴喇嘛的指示。「我儘一切可能勸他們不要躁進。」他後來寫道。他告訴他們他並沒有被迫前往中國軍區，而他「也絕不害怕中共可能會加害於他個人，所以他們一定不能造成對人民有害的情況。」

巴爾協回憶道，在三月十日下午聚集於羅布林卡的官員現在又再度會合商討局勢。他們明顯分成兩派，一派人支持人民的示威活動，另外一派則覺得示威活動已經危害了達賴喇嘛的安全。僧官大喇嘛曲登（Ta Lama Chokteng）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講話，主張他們應該聽從達賴喇嘛的忠告。許多官員認為達賴喇嘛不得不告誡大家謹慎，是因為他的宗教立場如此（他必須時時刻刻反對暴力），也是因為對中共的恐懼感。如果中共認為達賴喇嘛支持起義活動，他們就只好採取軍事手段來控制局面。只要他們相信還有機會爭取達賴喇嘛的支持，他們就不會攻擊羅布林卡。

噶廈則認為羅布林卡不應該成為造反活動的中心。在三月十二日早上，噶廈傳喚那些支持造反的官員，告訴他們不能再在宮中舉行進一步的會議，這些活動會威脅到達賴喇嘛的安全。巴爾協回想道，後來的會議都在布達拉宮底下的雪村舉行。有將近五十位政府官員聚在這裡，他們明言支持造反。他們送信到其他的寺院與互助社（skyid-sdug），要求他們派代表來開會。又一個新的團體就此成立，他們自稱為「人民會議」。第二天，數千人聚集於雪村，這也許是有史以來拉薩最大型的公開示威。一些政府官員出來控制場面，演說者一個接一個都是譴責中共、要求恢復西藏的獨立地位。群眾接著宣布《十七條協議》作廢，說中共已經破壞達賴喇嘛的權威、背叛了《協議》。宣布《協議》作廢的是非官方組織「人民會議」。當眾宣布獨立與廢除《十七條協議》的人都不是噶廈的大臣或重要的政治人物。只要這些公開的譴責不是在羅布林卡作出或由噶廈大臣發表，那麼西藏政府總還能夠與之切割，說都是非官方人士所為。

政府官員最好不要被視為積極參與示威活動，不只是噶廈大臣如此想，即使是那些參與中共所成立的機構的成員，也認為他們絕對不能被視為與示威者沆瀣一氣。第三天，女性示威者開始主導拉薩的示威活動，要求拉薩的貴族仕女出來領導她們。其中一位仕女車仁．仁欽卓瑪在自傳裡寫道，「婦女協會」的成員（包括達賴喇嘛的姐姐與其他重要的貴族女士）覺得這樣並不妥當。噶廈不准人數很少的西藏軍隊支援示威群眾，但示威者向噶廈請求打開政府彈藥庫把武器分給大家。拉薩附近的一些寺院擁有少量的武器用來分配給保衛寺院的僧人，但大部分的示威者都是沒有武器的。

三位噶廈的大臣索康、柳霞與夏蘇，現在跑來羅布林卡避難。至於另外兩位噶廈大臣，桑頗還未從早上的攻擊中復原，阿沛則待在夏宮以外的地方，西藏人因此相信他站在中共那一邊。阿沛與桑頗的房子都由解放軍護衛。阿沛知道民眾將他視為最大的叛徒，第二天示威者朝著他的官邸前進，卻被一組武裝的解放軍勁旅阻攔。與此同時，阿沛試圖擔任羅布林卡官員與中共當局的調解人，事實上他也是唯一能夠擔負此責的人。人民雖然視他為叛徒，他仍然很受西藏貴族的歡迎，有好幾天他還能夠自由進出羅布林卡，讓達賴喇嘛順利地與中共方面進行溝通。在羅布林卡內部，噶廈與達賴喇嘛的顧問對於外面所發生的事情真正感到困惑不解，在事件發展超過他們的控制範圍之時，他們也愈來愈故步自封。他們最關心的事情就是達賴喇嘛的安全，並確保他們還是掌控夏宮，不讓群眾或中共搶走了主導權。這樣置身事外的策略兩邊都不討好：西藏人民覺得群龍無首、孤立無援；中共則繼續相信噶廈就是煽動起義的始作俑者。拉薩陷入混亂，中共使用揚聲器叫民眾不要聽信「反動派」謠言，當中混雜著示威者的鼓譟聲。雖然缺乏領袖與協調的組織，在混亂之中示威者還是出現了一個團體組織，它的基本成員來自傳統工匠協會與互助社，這些組織派出代表出席在拉薩四處舉行的各種臨時會議。拉薩城的木匠朗頓嘉措（Langdun Gyatso）描述了石匠、木匠與建築工的互助社召開會議的過程，隨後他們組織成團體加入起義。

第三天，群眾朝著拉薩唯二的外國使館處前進：印度與尼泊爾代表處。他們呼籲印度人與尼泊爾人支持西藏獨立的訴求。然而這兩個國家沒辦法幫上什麼忙。稍後尼赫魯告訴印度國會，他指示印度領事「盡你的本分，不要受情勢羈絆」。中共則強化了他們的機關與要塞的防禦。好幾天他們都沒有試圖恢復拉薩的秩序，還是希望能夠爭取到達賴喇嘛。亦有可能，在駐藏的中共幹部向北京報告情況後，軍區委員會正在等候高層的進一步指示。中共一定早已算計好，這次的起義根本不可能把他們趕出西藏—─畢竟他們在軍力上占有優勢。

在羅布林卡，噶廈判斷夏宮已經守不住了。與此同時，人民要他們宣布支持起義的聲浪愈來愈大，但噶廈不願意這麼作。他們想把達賴喇嘛帶到拉薩城外，希望藉此減輕壓力。帕拉被賦予組織這次行動的任務，但噶廈給他的指示玄之又玄，內容是西藏的諺語：「不驚動母雞但要取出雞蛋。」噶廈無疑瞭解達賴喇嘛的重要性，他是唯一對平民百姓還擁有影響力的人。如果達賴喇嘛落入中共的手中，就等於徹底結束西藏的反抗事業。

為了這個理由，噶廈想在他們與中共之間創造出政治上與空間上的距離。帕拉說，最原初的想法是尋求一個安全的地點，有一個緩衝區可以在那裡與中共再次進行協商。很清楚的是，如果他們繼續留在羅布林卡，他們就不能再置身於事外，也不能不理會人民的要求。一些官員與噶廈的大臣亦有可能認為達賴喇嘛會對中共讓步。

我們知道達賴喇嘛與譚冠三之間有書信來往。在最後一封日期為三月十六日（他逃離拉薩的前一天）的信裡，達賴喇嘛寫道：「我將採取祕密的方式前往軍區。」兩天之前，在羅布林卡的一次官員聚會中，達賴喇嘛又重複了穩定局勢的必要性。達賴喇嘛寫給譚冠三的信裡說，他還有辦法影響某些官員。有些官員則觀察到人民四天的示威行動對於中共絲毫沒有影響，他們既不提妥協也不想辦法恢復拉薩的秩序，也許中共是希望這些活動很快就會自動平息下來。

噶廈決定讓帕拉全權處理撤離夏宮的任務。他的助手是達賴喇嘛的姐夫達拉．朋措札西。眾人決定達賴喇嘛的兩位經師、家人還有羅布林卡的噶廈成員陪同他一起離開。帕拉作出兩個重要的決定。首先，他送了一封信召喚兩位美國中情局的間諜阿塔與羅才前來，當時這兩位人在拉薩市的東南邊靠近隆子宗（今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隆子縣）的地方。其次帕拉派了一位僧官到印度領事館去，通知領事館人員達賴喇嘛可能必須到印度去尋求庇護。印度領事齊巴少校詳細詢問了藏人的意圖，還問他們想在哪一段邊界進入印度。帕拉告訴印度人員，藏方尚未決定達賴喇嘛與他的隨行者會進入印度國土，只是為了以防萬一才未雨綢繆地先通知印度人，因為他們一旦離開了拉薩就不可能再與印度方面連絡了。確實，達賴喇嘛逃亡後，三月十九日印度外交部祕書發了一封電報給總領事，告訴他印度政府將會為達賴喇嘛提供庇護，但印度官員卻沒有辦法把這個消息通知已經上路的一行人。

拉薩的情況急速地惡化。近一個星期以來，中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取回主導權控制城市，也沒有跡象顯示人民的示威會自動散去。事實上當時最主要的危機是叛亂活動將擴散到鄰近的地區。通往印度主要道路上的兩個主要城鎮江孜、帕里已經發生了騷亂，叛亂消息也漸漸地傳到外國去。

三月十七日早上，中共似乎開始炮擊一些地區以威嚇西藏人。在拉薩也有謠言說人民解放軍正在移動火炮進拉薩城，而炮口對準的正是布達拉宮與羅布林卡。      

※作者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1959年生於拉薩。父親是一所私立藏語學校的校長，不幸在他小時候過世。文化大革命橫掃西藏後，他的家庭四分五裂，大哥大姐堅定支持左傾路線，二哥卻因為反對文革而下監服刑。1967年，母親帶著么兒夏加與二姐離開西藏，前往尼泊爾。夏加接著在北印度的小鎮慕蘇里上學。1973年他贏得獎學金前往英國讀書，之後以優異的成績得到倫敦亞非學院的社會人類學與南亞史學士學位，2004年再於同校取得藏學博士學位。目前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國家級講座教授。本文摘自《西藏，焚燒的雪域：中共統治下的藏民族》（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