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台灣警備總部宣布破獲了叛亂組織「人民解放陣線」案，1978年1月軍事法庭審訊，判為首者戴華光無期徒刑，另五人分別判三至十五年。在軍事檢察官的提告中，這幾個年輕人犯罪的具體行動就只是散發傳單，而其中「匪嫌」吳恆海的罪證就是他招認於1976年9月當海員時到香港，與「七十年代」雜誌的「李匪怡」會面交談，「李匪怡」表示可安排他去大陸訪問，又給了他一些任務。

1976年我仍然在左派陣營，9月剛遷新址成立天地圖書，因《七十年代》常有文章揭露台灣戒嚴時期的鎮壓不同意見者，並支持民主抗爭行動，確有些海外或台灣來客到雜誌社找我談話，我也安排過一些人去大陸訪問。這些人去了之後，回來有正面亦有反面的反應。約略記得有一位台灣年輕海員來訪，談話間相互交換大陸與台灣的情況，他可能提出過想訪大陸，但初相識不可能為他安排，也沒有留下通訊聯絡方式，何來給予「任務」之事？

看了這報導，我固然一笑置之，我的一些文化界朋友，就常以「李匪怡」和成語「匪夷所思」跟我開玩笑。後來我在《星島晚報》的一個小專欄，索性用「李所思」為筆名。

講這件舊事，就是想說明當年我和《七十年代》在台灣情治機關眼中根本就是敵人。但江南七封信和夏曉華的專訪，他們就偏偏要找「李匪怡」去發布。儘管在《七十年代》刊出前不久，台灣《聯合報》系統的美洲《世界日報》已刊過七信的其中一封，但沒有人關注，原因是《聯合報》老闆是國民黨中常委，自己人為自己人開脫，缺乏公信力。只有在獨立的、對掌權者一貫持置疑態度的報刊發布才有公信力。對中共也是一樣。如果《七十年代》從一開始就像《文匯》《大公》那樣，向中共一面倒，對中共來說也就沒有利用價值，也不會有一段時期在「認同中國」的問題上成為中共「非常有用的白痴」。

實際上，所有具固定立場的媒體，都不可能有公信力，黨派性的宣傳只在封閉的社會有人相信，放到開放社會就是政黨領導人的自瀆，因為媒體的受眾會接觸其他資訊，每個人有自己想法。

我堅持《七十年代》保持獨立性，不惜放棄對自己更有利益的事業，也就是固執於媒體的獨立和公正，知道讀者的需求，媒體應該永遠是權力的監督者。

這道理，我相信中國、台灣的掌權者不會不知道，否則他們就不會將他們非常想發放的訊息輾轉交給外媒去發表了。但儘管知道，在一黨專政或一黨獨大之下，所有權力都是自上而下等級授權，這就決定了不可能辦一個哪怕對權力持小小監督態度的媒體。也因此，老報人徐鑄成說，輿論監督只能靠外國人管治下的保護傘，中共建政前靠租界，1949年後靠最後一個租界的香港，1997年香港主權轉移之後，媒體也就慢慢以至急速走向「愛國愛黨」矣。

從1979年香港九七問題浮現以來，我根據個人的經驗，以及從老報人、學者徐鑄成、徐復觀、勞思光談話與文章中得到的啟示，我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我也絕不相信香港可以實現民主治港。中英談判期間，中共就一直否定香港人有參與決定香港命運的角色。中英聯合聲明發布後，中共開始起草《基本法》，整個過程都圍繞著政制的民主程度爭辯。儘管香港草委有民主派的司徒華和李柱銘力爭，但中共主流意見仍然極力阻止香港市民對政制的廣泛參與。港英當局開始了民主改革步伐，亦不斷被中國強烈反對，無論是香港廣大市民支持的88直選，還是彭定康的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案，每一步都受到北京阻攔嚴拒。經歷過這麼多事件，若還相信中共會容許民主治港，不是太天真了嗎？

但不是天真，而是沒有其他路可以走。在主權轉移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唯有站在市民權利的一方，據理力爭多一點民主，或可以稍保障我們的自由和法治。因此，我雖然從一開始就不相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但在爭不到「主權換治權」的英國保護傘的情況下，就只能站在明知爭不到的民主一方了。

我所珍惜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特別是可以監督政府任何部門的新聞自由，這是我的志業，也是我大半生的奮鬥和成就所在，如果有成就的話。1996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一書，這本書隨即有日本出版社翻譯成日文出版，改名為《香港之悲劇》。日本版的書名，更能夠概括這本書的內容。2020年，香港有學者說，他的學生驚嘆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成為事實。我沒有自豪，不感高興，只有悲涼。（失敗者回憶錄110）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