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對「國殤之柱」有特殊的情感，但我也不認同它應該遷立到台灣，且改名「恥辱柱」。可以說，「國殤之柱」的意義就在於它在香港的屹立和摧折，前者證明了香港人的義，後者證明了當權者對人民記憶的恐懼；而台灣已經有白色恐怖紀念建築和人權園區等等非常多的記憶座標，如果香港人的情感寄託需要來台再生的話，不應該只是複製多一道傷口。

再者，「國殤之柱」最適合樹立的地方，當然是北京，香港（甚至台灣）基於義而捍衛它保存它，不代表北京人就這樣可以甩手不管，忘記得乾乾淨淨。

我正是讀了陳冠中先生寫的《北京零公里》，而對這一「六四紀念」象徵又多了一層深思。《北京零公里》464頁，起碼有4/5的內容是北京（以及中國）的痛史，這樣的一本書，應該由北京人寫才對！但北京人不敢寫，香港人陳冠中寫了，這就是義。

而這本書也因此可以理直氣壯地與香港產生連結，就像其「內篇」的最後一段：「明天又是陽間六月四日了、二零一九年是三十年祭、國人特別是香港人從沒讓我失望、他們每年都集會於維園、但今年會有多少人參加呢、我們這個京城六四死亡者群體、一年之中的能量多還是少、就看今天和明天了」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那一年六四紀念集會成了香港維園的最後一次紀念。

說上面這句話的，是六四死難者少年余亞芒，《北京零公里》「內篇」的敘述者。他在被流彈打中的一刻成為冤魂，也就是《北京零公里》裡所謂的「活貨」，他和北京歷史上所有死於非命的冤魂一起存在於一個平行世界的北京裡，這個處於中陰界的北京被稱作「活貨哪吒城」──來源自古北京城的格局類似八臂哪吒這一民間傳說。

不過陳冠中不是要講老北京掌故也不是說玄幻故事，余亞芒死前的志願是當歷史學家，於是他趁此機會造訪了「活貨」裡面許多歷史名人，李贄、袁崇煥、譚嗣同等都活靈活現地參與了這個現實世界不可能有的田野調查，令本書變成一部幽靈的口述歷史，這自然跟活人、勝利者、掌權者書寫的歷史不一樣。

這就是陳冠中寫這本書的感人之處，一如他上一本《建豐二年》通過「架空歷史」（alternative history）創造出另一個中國（1949年之後不是共產黨得天下，中華民國在大陸延續統治）為很多曾被真實歷史無情腰斬的中國精英圓夢：老舍沒有自殺，《正紅旗下》寫完了一百一十八萬字；沈從文沒有去研究古代服飾，寫了媲美《百年孤寂》的一部《存者》；林語堂和老舍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這也是陳冠中作為一個文學創作者對同行的義舉，聊以告慰那些冤魂。《北京零公里》的冤魂就更多了，歷史更為殘酷無情，唯文學可以重構歷史，陳冠中寫的不是錄鬼簿，而是洗冤錄。在少年余亞芒多少有點天真的敘述中，我們得以擺脫大歷史的勢利，沉入鮮活的彼時彼地的一個個人心，也解構了「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一為虎作倀的妄言。

不要嫌余亞芒的嘮嘮叨叨，用掉了全書的大半篇幅，我們都知道什麼叫「罄竹難書」。緊隨其後的「外篇」「秘篇」急管繁弦，分別是亞芒的哥哥思芒——一個「頑主」般的在八九後北京如魚得水的老饕所敘述的北京虛無，以及更荒誕的一個「都市傳說」——毛澤東的腦子和保衛它的幾個人的鬧劇。在內篇的沈重的反襯下，外篇和秘篇都顯得像一聲冷笑，面對盛世與野心，這寫法就是揭破皇帝新衣的男孩的挑戰。

北京零公里，關鍵在「零」，歸零即是新的開始。如果未來有一天「國殤之柱」可以在北京樹立，這個「零公里點」是一個最合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