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含圖馬特人在內，現在海晏縣的蒙古人與藏人等遊牧民，全都和遙遠的祁連縣有著特別牽繫——祁連縣是他們被強制移居的地點。

少數民族的強制移居和中國的核武開發是相連。簡單來說，少數民族因為開發核武，從故鄉被趕出去。曾歷經強制移居的人們，都對過去有著鮮明的記憶。

一九五八年的青海省和中國西北的其他地區一樣，陷入極端不安定的狀況。激進的公有化政策與廢止「封建社會的宗教階級特權」運動，激起人們的武力反抗。政府編纂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志》從現在的觀點出發，對當時的歷史使用謹慎而帶點反省的語氣進行描述：

一九五八年六月，海北祁連地區的「肅反運動」有擴大化的傾向。副州長與縣長，乃至於一般農民及遊牧民，共計四百一十六名叛亂者遭到逮捕；這些人在一九八一年獲得平反。

八月到九月間，藏傳佛教寺廟的剝削制度被廢止，有一千名以上的僧侶還俗。伊斯蘭門宦教團的特權也被廢止。超過兩百名以上的反革命分子被批鬥。這些人在一九七九年獲得平反。

九月，為了建立「國營二二一工廠」，有一千一百二十四戶、計五千六百三十六人的遊牧民被移居到托勒牧場、剛察、祁連、湟源等地。遷徙的家畜達二十萬頭。「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等「邪惡階級」，也有九百四十多戶被移居。

就像這樣，《海北藏族自治州志》運用無血無淚、彷彿毫不相干的第三者筆調，寫下這段經過；但就算如此，還是能夠一窺當時強制移居的規模。

據蒙古人所言，強制移居的命令是在一九五八年晚秋、他們正停留在秋季營地時突然下達的。他們被要求，當軍人和州政府幹部抵達後立刻搬出去。當時正值叛亂遭到鎮壓，許多遊牧民被處死，因此人們都老老實實地遵從命令。

人們幾乎是只帶著貼身行李上路，很多人的家財器物都還留在帳篷中，甚至連集結作為謀生工具的家畜都不被允許，人們就要直接踏上旅程。那時，在海晏縣高聳的山頂，正值白雪皚皚之際，而蒙古人和藏人、男女老幼，幾乎是徒步朝著北方的祁連山前進。

雖然祁連是適合放牧的土地，但因為人口集中在過度狹窄的土地，所以遊牧民集團之間的齟齬與日俱增。加上，在行政組織上屬於海北藏族自治區、藏人占了多數，所以好的放牧地都被多數的藏人所占領，蒙古人只被允許在水少的地方放牧。藏人和蒙古人雖然都是中國的少數民族，但在兩者雜居的地區，還是會隨著哪邊占多數，而產生出相應的權力關係。

遊牧民的強制移居還沒有結束。一九六五年展開「清理政治、經濟、組織、思想」，也就是稱為「四清運動」的社會主義運動，思想上的更加嚴格，同時遊牧民也開始定居化。由於不願定居的人有被視為「反革命分子」的危險，因此人們除了服從之外別無選擇。前面提到的馬海峰家，也在冬季營地蓋了一間半地穴式的小屋，過起定居生活。

淪為核武試驗場的遊牧民故鄉

在遊牧民被趕走的土地上，建立了國營的「二二一工廠」。這是背負中國政府最高使命，負責核武實驗製造的工廠。遭到美國等西方陣營敵視的中國，認為擁有核子彈是攸關國家存亡的最重要課題，於是從蘇聯請來專家，開始進行實驗。

解放軍的士兵在今日海晏縣政府所在地建立了巨大的人工都市，整齊規劃的城區至今猶存。軍人和技術人員居住的大樓總共有四十三棟，我試著走進其中一棟，那是一棟天花板挑高，俄羅斯風設計的建築，至今依然被使用。每個早上，軍人和技術人員都會從這裡搭乘專用列車往西北方前進，抵達海北藏族自治州首府——西海鎮，然後再轉往西方約十公里處、位於草原地帶的工廠，接著再分散到十八處分工廠工作。一開始，他們連對家人都必須保守祕密，不能透露自己究竟在從事什麼任務。據某位退休工人表示，最早的時候，每天出入這個地區都必須蒙上眼睛，後來雖然不用蒙眼，但還是必須嚴格保密。所有的食品與生活用品都是從西寧市運來；從祕密都市到核武工廠的短程鐵路線，直到最近都不曾出現在中國地圖上。

和下級軍人、一般技術人員居住在海晏縣政府所在地不同，軍方高層以及來自蘇聯的專家都住在西海鎮。當地的居民都稱這些人入住的建築物為「將軍樓」。這些建物興建時就具有一流設備，二十四小時供應熱水。軍方撤退後，地方政府的高官取而代之，成為「將軍樓」的主人。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二一工廠」製造的核子彈被運到新疆的羅布泊、也就是過去樓蘭王國的故地進行實驗，獲得成功。之後直到一九九二年關閉為止，這座工廠一直是中國國威的支柱。關閉七年後的一九九九年，工廠一帶開放外國媒體進行採訪，當時，日本做了這樣的報導：

一九六○年代中期，中國陸續開發出原子彈與氫彈，並實驗成功。製造這些核武的祕密基地遺跡，最近首度在外國記者面前公開。這是一處位在中國青海省、海拔三千三百公尺高原地帶的巨大軍事設施，也是座限制與外部接觸的「封閉都市」。當總計十六次的核武試驗結束後，一九八七年中國決定將之移交給民間管理，現在是地方政府用來吸引國內觀光客、投注心力開發的觀光景點「原子城」；然而，目前它還沒有允許外國人參觀的計畫。

在原本只有遊牧民居住的大草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核心地區海晏縣，分散建立了所謂的國營二二一工廠。一時之間包含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工人、家屬等，共計有三萬八千人居住在此。在中國核工業總公司的管理下，它分成生產區與生活區，占地廣達一一七○平方公里，約為東京都的一半。當地州政府的李三旦副州長解釋說：「隨著國際情勢的變化，這座工廠的歷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一般民眾都將核子當成神祕的事物，為了化解他們的憂心，我們在全面檢查、確保安全後，決定將這裡開放為觀光景點。」

「二二一工廠」是中國的「原子城」，也就是「核武之城」。市內建有一座寫著「中國第一核武器實驗站」的紀念碑。現在因為作為觀光景點，所以政府官員積極讓它向外曝光，但我在十七年前帶學生去西寧市近郊實習時，曾經被下達禁令，不准帶日本人到海晏縣，對此我仍記憶猶新。

汙染後歸還的土地

我走在著名的「二二一工廠」遺跡當中，處處可見祕密基地的殘痕。縱橫鋪設的鐵軌，其中一部分至今仍然帶著鏽斑橫陳一地。被巨大鐵板包圍的實驗場之一現在變成了展示場，但整個場地上了鎖，無法任意進入。我一邊想，「這裡鐵定有放射能吧！」一邊繼續繞著遺跡前行。而在一九五八年「二二一工廠」建立前，這裡是蒙古穆斯林、圖馬特人與藏人的冬季營地。

根據當地居民所言，解放軍從一九八○年代下半葉，就逐漸撤退；得知此事的遊牧民於是打算從被強制移居的祁連返回故鄉，卻遭到政府阻止。結果，只有家有六十歲以上老人的家庭，才能獲准回歸故鄉海晏縣。至於為什麼不允許所有人返鄉，真相至今仍然不明。

故鄉是不是已經遭到核子汙染了呢？對此憂心者不在少數。結果出乎意料地很快呈現眼前：綿羊和山羊長出了三到四根角，也有不長牙齒、或是牙齒一碰就掉的家畜出現。遊牧民的老人把這種異變的家畜理解為「在上天旨意下誕生的生物」，對牠們珍惜備至。不只是家畜，據證詞指出，在出生的孩子中，有障礙的數量也增加了。他們把核爆汙染理解為上天的旨意，即便遭汙染也要繼續住下去的原因，就是這裡是故鄉、而且是三十幾年間想回也回不去的故鄉。

地方州政府掌握了汙染的事實，中央政府也派人來調查；然而，關於汙染的具體狀況，不曾公諸於世。事實上，他們既不曾補償，也不曾施行醫療措施，讓遊牧民居住在三十幾年間用來進行核武實驗的土地上。這根本就是放任少數族裔自生自滅。政府官員自不用提，就連占大多數的漢人也不會住在這裡。這些為發揚國威提供場所的少數民族，不只沒有獲得和貢獻相應的報酬，甚至直到如今，還在持續慘遭犧牲。這樣的實情，不禁讓人感到某種明顯的歧視。

我向他們提議說，「你們應該向政府陳情才對啊！」面對這種嚴峻的事實，我實在無法假裝客觀、不去碰觸。我在一九九二年夏天造訪哈薩克共和國時，曾經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目睹前蘇聯時代的巨大核爆基地。我將哈薩克居民和美國內華達核武試驗的受害者聯手，展開反核運動的訊息告訴了遊牧民。雖然我並不清楚他們在社會主義的獨裁體制下，能夠爭取自己的權益到什麼地步，但至少必須讓他們掌握國外的狀況。

※本書摘取自《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而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內蒙古進行研究。

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繁體中文版作品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文明的遊牧史觀》（八旗文化，2019年）。

譯者簡介

鄭天恩

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何謂中華、何謂漢》、《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凱爾特．最初的歐洲》、《文明的遊牧史觀》（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海上霸權》、《日本人的界限》（合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珍珠港》、《最後的帝國軍人》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