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的調查中，我遇見形形色色的穆斯林。他們跟我陳述教團殉教的歷史，以及社會主義時代的苦難。殉教和苦難是他們在生活中，記憶最深刻的部分。若是不了解這種生活方式，歷史敘述就毫無意義。有一句座右銘說，「歷史敘述就是對事實的探究」。對事實的探究固然永無止盡，但最終仍然要歸結到生活方式上，而描述這些事實的我，又能貼近他們的心靈到什麼地步呢？

我自己也是中國少數民族的一員；因此，在以同等的少數民族為對象、進行調查研究時，絕不能刻意偏袒某一方，或對另一方大加批判。西北地區的回族、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各自都有一段殉教歷史。張承志將神祕主義教團哲合忍耶派的殉教歷史，寫成一部心靈史——當然，他也不是全然無視其他教團的殉教史。對於回族和撒拉族的關係，我們往往得透過他們和其他民族間具有能動性的關聯，方能捕捉其歷史。同樣身為少數民族，我希望至少能好好把這些人的生活方式傳達出來，這就是我的目的之一。

另一方面，透過對他者、對其他少數民族的研究，也可以重新認知自己所身處的狀況。透過這次和保安族、東鄉族、回族人們的交流，我得以從別的角度，對居住在內蒙古自治區內蒙古族人的立場，以及蒙古文化的遞嬗，進行重新的思索與認知。

對少數民族統治的剛與柔

中國四千年歷史中，對外交涉的歷史主要部分，對應的就是北方遊牧民族的歷史。結果，漢族從這段歷史中學到很多東西。即使在近現代，漢族對列強的外交堪稱無能透頂，但對周遭各民族的交涉，倒還頗能掌握訣竅。

在現代中國民間，有一段表現如何順暢統治少數民族的俗諺：

要統治蒙古人，就把他們拉下馬；

要統治藏人，就替他們蓋廟；

要統治回族，就允許他們自由做生意。

這實在是相當狡獪的統治理論。就像「下馬的蒙古人就不算蒙古人」這句蒙古諺語說的一樣，住在現今內蒙古自治區內、過著定居生活的蒙古人，完全失去了向中國積極提出自己主張的意願與活力。可是，光是保障宗教與商業的自由，是絕對無法讓藏人與回民感到滿足的。

看板上描繪了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其中勞工、農民、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士兵，全都是漢人。漢人士兵左側的維吾爾女性拿著水果，表示是綠洲的居民，至於蒙古人和藏人，則拿著和遊牧全無關係的花束。

中國共產黨對各少數民族的統治，總是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

有一件相當奇妙的事：在內蒙古自治區，由政府主導執筆出版，展現社會主義成果的地方志，完全不准郵寄到國外，就連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也不行。我問郵局人員理由究竟為何，他們說「這是為了防止向外國傳遞不正確的資訊」。一副責任感強烈的模樣；看來，內蒙古自治區的政府幹部似乎相當擔心，「不正確的資訊」流到外國，會讓外國研究者據此寫下「不正確的論述」。但是，只要跨出內蒙古自治區的邊界一步，不管什麼的地方志都可以郵寄；隔壁的陝西省也好、北京也好，也是如此。

幾年前，我和日本的某個學術調查團一起造訪了內蒙古自治區的巴林右旗，由我擔任團長的通譯。當地共產黨書記為我們舉辦了歡迎晚宴；席間有蒙古人，也有漢人，因此我將團長的日語演說按順序，先翻成蒙古語再翻成漢語。

但是，我此舉讓漢人書記相當不滿。在乾杯之後，只見他迅速地站起身，對我說：「翻譯的時候要先翻成漢語，然後才翻成蒙古語！」從北京一起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蒙古籍研究者也勸我說，「要稍微現實一點！」會場的氣氛一下子降到冰點，但我的內心卻熊熊燃燒起來。在內蒙古自治區，公用語應該是被認定為「主體民族」（非多數者！）的蒙古族母語，巴林右旗的共產黨書記卻忘了這點——不，漢人幹部其實應該是打從心底覺得很不可思議，為什麼蒙古人不放棄自己落後的母語，改說「文明」的漢語呢？

在軟硬兼施方面，內蒙古自治區的統治較傾向哪一邊呢？答案應該算是「軟」的一面。雖然偶爾會有政府把不經許可創設研究會的知識分子、或是組成樂團的年輕人逮捕入獄的情況，不過像對伊斯蘭哲合忍耶派領袖發動的強權鎮壓，倒是相對少見。可是，在內蒙古自治區，有另外一種肉眼看不見的壓力。在企業與政府機構內，只要稍微敢主張一點蒙古族的權益，恐怕就得面臨到升遷無望、被趕出重要位置的命運。因為直接逮捕會遭到外國批評「壓抑人權」，但對於這種巧妙的手段，要監視是有其難度。特別是地方幹部為了避免在自己任內出現問題，於是會推行自我閹割、防範未然的政策。

因此，即使中央政府沒有下令禁止地方志寄送到外國，他們也會憑著自己的判斷下達禁令。與其等到問題發生——說實話，地方志究竟會產生什麼「問題」，我還真是想不出來——被追究責任，他們的想法是，還不如先下手為強。面對這種巧妙的手段，有一部分蒙古人還主張「要現實一點」；這些準變節者的存在，更導致自治區內的少數民族人民，自我放棄本來應該確保的權益。

貞操與漢化之間

她滿懷希望地凝視著我的眼睛，猶豫了一下。突然又用熱烈的、興奮的聲調對我說：「如果，如果你將來有了孩子，而且……她又不嫌棄的話，就把那孩子送來吧……，把孩子送到我這裡來！懂嗎？我養大了再還給你們！」

這是張承志名著《黑駿馬》終章中的一幕。這是主角之一「我」過了好幾年後，拜訪過去的戀人；在我們再度告別時，她跟「我」所說出的話。曾是戀人的她，在「我」離開的這幾年間，在不可抗力的情況下，跟草原上的某個小混混懷孕生了孩子。但是，她和所有蒙古人一樣，把生下來的女兒當成是一條寶貴的性命在養育。就像她一直沒有忘記「我」一樣，她生養的女兒也把「我」當成是真正的「父親」——一位宛如蒙古古老民謠描述般，騎著黑色駿馬的「父親」。

張承志所描繪的，正是蒙古人的生命觀。沒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事物；不管家畜也好、人也好，大家都是一體的。遊牧民的小帳蓬平時是人的棲身之所，但在寒冷時，也會讓孱弱的家畜入內避難，一切都是為了守護生命。家畜和人是同等重要的存在；無數的蒙古民間傳說和故事都在講述這一點。而張承志只是把其中一則古老故事，編織進自己的小說。

可是，內蒙古自治區的優雅文人、以及難以取悅的評論家，並不喜歡張承志的《黑駿馬》，反而對它猛烈抨擊。他們的理由是：「蒙古女人最重視貞操了，怎麼可能這麼簡單生下別人的孩子、養育別人的孩子呢！」。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在歷史上，北亞遊牧民一直抱持和中華世界迥異的價值觀。對草原民族來說，中華儒家高唱的理念，不只偽善而且毫無用處。所以當和外部世界自由交流的時候，他們選擇西方的波斯文明與印藏文明，來顯示自己與中華世界的異質性，並保持自己的認同。隨便拿起一本編年史就可以看見，直到十八世紀為止，蒙古的知識分子都主張，成吉思汗王家是和印藏密切相連，跟中華的三皇五帝則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認為那些抱持草原女性會有「儒教的貞操觀」，這種空想的現代內蒙古自治區文人，他們完全缺乏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才會產生這種毫無道理的認知。更準確來說，他們比回族的張承志，漢化得更厲害。甚至他們會主張，「草原的女性都跟嫁給匈奴的王昭君，學來了纏足的習慣」。

在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從大都會北京被下放到草原的青年張承志，受到草原老婦人溫柔的對待，也一直把她當成母親尊敬。在他的著作中寫到，「我有兩個母親」；他回顧起來，認為自己和母親的關係，絕非社會學與人類學概念能輕易表現。

雖然是比較單純的說法，回族出身的張承志對蒙古有一份特別的愛。他對蒙古的愛，也對我的伊斯蘭社會調查研究，產生很大的影響。當我受到它的刺激、反覆思量之際，總有一種叛逆的快感油然而生。

※本書摘取自《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出版。

作者簡介

楊海英

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1964年生於內蒙古自治區的鄂爾多斯，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大學日本語系，1989年赴日本留學，修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綜合研究大學院的博士課程而獲博士（文字）學位，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內蒙古進行研究。

曾獲司馬遼太郎大獎（第14回，2010年）、大同生命地域研究獎勵賞（2015年）、樫山純三賞（2015年）、正論新風賞（第19回，2018年）。

繁體中文版作品有：《沒有墓碑的草原》（八旗文化，2014年）、《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大塊文化，2017年）、《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八旗文化，2018年）、《文明的遊牧史觀》（八旗文化，2019年）。

譯者簡介

鄭天恩

台灣大學歷史所碩士，曾任出版社日文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有《何謂中華、何謂漢》、《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人民解放軍的真相》、《凱爾特．最初的歐洲》、《文明的遊牧史觀》（以上由八旗文化出版）、《海上霸權》、《日本人的界限》（合譯）、《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珍珠港》、《最後的帝國軍人》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