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民調曾顯示,有近半美國人非常擔心俄羅斯會對美國使用核武。(紐約輻射避難所標誌/美聯社)
俄烏戰爭如火如荼之際,幾次傳出俄羅斯可能動用核武的消息,引起一陣熱議。核武是否會在77年之後,再次在地球表面炸出一朵朵蘑菇雲呢?有兩個維度也許可以幫助我們分析出一個靠譜的答案:能力與意圖。
能力也會影響意圖,所謂核武的能力關鍵在於核武能夠微型化到什麼程度?而微型化技術把核武區分成兩種:戰術核武與戰略核武。
使用武器的邏輯總是跟在新武器誕生之後發展,譬如「相互保證毁滅」機制(MAD,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就是原子彈成功後的冷戰初期發展出來的戰略思想,當時的美國與蘇聯擁有約略對等的核武打擊力量,雙方都沒把握在第一擊中百分百消滅對方的核武,無奈只能留給對方施展反擊-即第二擊-的核報復能力,因此誰也不敢先動用核武,形成所謂「僵持和平」。
起初美、蘇的核武發展方向是從原子彈到爆炸威力越來越大的氫彈,目的是利用轟炸機或飛彈做為投射工具,直達對方國土,一下子就摧毁敵人的首都或一整座工業大城,打擊威力深又廣,有可能決定一場戰爭的結局,稱之為「戰略核武」。
後來,美、蘇為了發展多彈頭飛彈,爭相進行核武微型化,以求在有限空間內裝入多達十枚以上的彈頭,同時,也漸漸認識到花下大筆研發費用的戰略核武不能輕易使用,只有威嚇的效果。於是,主要用在戰場上,以一、兩平方公里的重要軍事目標為打擊對象的小型核武應運而生,就稱為「戰術核武」。美國發展了極多種此類的輕型戰術核武,不是為了恫嚇目的,就是準備實戰要使用的。
換言之,俄羅斯在前蘇聯時期就已擁有微型化核武的技術。因此在烏克蘭戰場上要不要使用核武,主要不是能力問題,是意圖問題。
有人引據二戰後擁核大國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武裝衝突,美、蘇都是靠「代理人戰爭」來削弱對方國力──譬如越戰中,共產陣營支援北越苦耗美國,阿富汗戰爭中,美國暗助政府軍拖垮蘇聯-告訴大家可以放心,核戰不會發生,因為這回俄烏之戰也是代理人戰爭,烏克蘭只是代理人,正主是背後的美國與北約各國。
這項所謂的「證據」其實類比不當:現在俄國面對的交戰國並非另一個擁核國,莫斯科根本不用擔心發動第一擊之後,會面臨基輔的第二擊報復。換言之,烏克蘭沒有實力跟俄羅斯MAD一番。這也說明了美國與北約至今未直接參戰的顧忌,因為拜登政府不希望情勢升高為兩個核武強權的直球對決,那樣很容易發展為一場核武大戰-不見得是第三次世大戰,因為亞洲可以坐壁上觀,就像中國跟印度到目前為止,對俄烏之戰都表現的很「不沾鍋」。
那麼,以美國為首之北約諸國的顧忌,等於暗示普丁可以對烏克蘭動用核武、而不必擔心核報復囉?這確實有可能助長了普丁動用核武以達成戰略目標的意圖──就像拜登在俄烏戰前多次公開宣示美國與北約不會軍援烏克蘭一樣,有「誘導」普丁侵烏之嫌。而且普丁如果真的動用了戰術核武,美國反而陷入是否出手的兩難;軍事介入,有可能升高為核武大戰,繼續做「藏鏡人」,其它的制裁手段能再加碼的又不多了。
之前有許多樂觀的人認為普丁只是恫嚇,不會真的動用核武,但也有人擔心普丁如果無法取得合理的戰果向國內交待,被逼急了,就可能挺而走險,甚至猜測普丁已經心智失常而有可能想與西方同歸於盡。這些對於普丁個人意圖的揣測,都不足論,因為人的意圖難測,而且意圖會隨著情勢變化而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動用核武也可能是極端理智的選擇。證據來自一段歷史紀錄 註更多本文的「一段歷史紀錄」取材自《囚犯的兩難-賽局理論與數學天才馮紐曼的故事》。:
前蘇聯於1949年8月在西伯利亞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雖然距美國1945年8月在日本實戰使用原子彈僅4年,趕上速度遠出眾人意料之外,但也確實給了美國4年獨佔「核武霸權」的時間,用通俗的話來說,那4年,美國想打誰都可以完勝對方,誰不信就去廣島、長崎先看看。
當時,杜魯門總統任命的美國海軍部長馬修斯(Francis Matthews)就鼓吹「美國要為和平而侵略」,目標當然是還未擁核的蘇聯。他是好戰份子嗎?非也,他被任命為海軍部長前甚至沒當過兵,沒上過船,而是律師。另外,大名鼎鼎的匈牙利裔美國猶太數學家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與英國哲學家兼數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都公開主張對蘇聯發動一場不需理由的、突然的核武攻擊,稱之為「預防性戰爭」,視之為解決核武擴散的唯一合理方案,稱為邏輯的必然。這兩位更非極端份子,而是最理性的數學家。
所謂預防性戰爭,就是在敵人成長得太強大來挑戰我之前,先攻擊它。這似乎就是美國為什麼要針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與科技戰的深層理由?
結論是,戰爭不見得是非理性的結果,也可能是理性邏輯的選擇,只是估算錯了,稱之為「誤判」。普丁侵烏不如預期,希望他在動用核武的決策上,不要再誤判了-如果他心智還健全?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