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性別專業在同婚釋憲案上缺席，國內3間以「性別」為名的研究所，包括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在後天同婚釋憲案言詞辯論開庭之前，以全體教師之名遞給司法院大法官一份法庭之友意見書，表態力挺同性婚姻。這也是國內罕見有學術單位聯名遞交意見書給司法院。

這份意見書對大法官喊話表示，台灣法律專業社群沒有理由再袖手旁觀，應即刻檢視法律體系的性別盲、同志盲與其異性戀霸權、男女二分的僵化特性，「敬請作出即刻允許同性伴侶登記結婚之解釋」。

負責撰稿的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陳宜倩接受《上報》採訪表示，目前大法官找的鑑定人都是憲法、民法等法律學者，雖然法學專業很重要，但同婚議題不只是法律議題，還牽涉社會、文化、教育及經濟議題，也涉及更深層的社會安排，希望藉由意見書「提醒」大法官，除了法學意見外，也應參考不同專業的意見。

「校園內的師生、教職員有不同的性傾向，但他們都是我們的好同事、好同學，卻被國家的法律區隔開來！」陳宜倩說，師生社群中包括了不同的性別主體、不同的生理性別、不同的性別特質、不同的性傾向、不同的性別認同，但「我們之中一些人目前被排除在國家肯認的婚姻體制」，這讓國內這3間「以挑戰男女二元論」為教學目標的性別所，決定聯名站出來發聲。

意見書也指出，性別所全體教師之所關心此議題，是因為人們對「生物多樣性」意識逐漸覺醒之際，卻對理解人類之「性／別多樣性」頗為吝嗇，除訴諸基本權利保障外，如果欠缺對人情世事的關懷與感受力，很容易走入漠視非主流族群的不歸路。

對於同婚釋憲案，意見書主張，「現行《民法》，並非必然排除同性婚姻」。內文指出，當代的性別理論早已指出傳統對於「男、女」這種二元分類，已背離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真實經驗。因此，《憲法》第7條規定，「無分男女」在法律之前平等，應理解為「無論個人如何展演其所認知的男女」，包括性別表現、性傾向、性別認同等面向等意涵，法律之前一律平等。

此外，意見書認為，我國《民法》採「世俗婚」，而非「宗教婚」，但社會上熱烈討論的反對同性婚姻理由，卻多是立論在文化傳統或者個別的宗教教義，「我們認為並不可採、必須回歸憲政法治保障自由與平等核心精神才是。」

反同婚方常以同性伴侶無法生殖作為反對理由。意見書指出，婚姻雖然可有生殖的面向，但傳宗接代或生殖也非婚姻唯一的目的；如果認為同性伴侶無法自然生育，而認為與異性伴侶不同，那許多無法自然生育或沒有生育的異性夫妻是否結婚權利也應受限？若對不孕異性夫妻與同性伴侶的差別待遇，無法提出有力論證，那就無法當做有效的反對同婚的理由。

專法有違憲嗎？

至於《同性伴侶法》等專法是否違憲？意見書認為，若國家提不出任何具體「公共利益」的原因、且通過比例原則檢驗，那就無法限制同性伴侶進入《民法》的婚姻制度。

意見書並指出，「隔離而平等」都可能無法通過違憲審查，更何況是隔離且「不平等」的立法模式。文中舉例，美國曾有一段時間允許了惡名昭彰的「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種族隔離，但最終被美國最高法院宣告違憲。此外，美國純男性維州軍校被挑戰違憲時，曾主張替女性設另一所「隔離但平等」的平行學校「維吉尼亞女子領導學院」，但提供不同的課程及教育方式，最終也被宣告違憲。

看看德國例子！

意見書另舉德國《同性伴侶法》為例指出，該法上路後，不斷遭遇公民團體爭訟挑戰，最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透過一個個案件，宣告德國的伴侶法中許多條文規範違反《德國基本法》的平等權原則，認為法律對異性婚姻與同性伴侶形成差別待遇，已間接建構了性傾向歧視。

例如，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009年宣告公務員的同性伴侶，無法如異性戀配偶請領遺族撫恤金違憲、2010年宣告「贈與與遺產稅法」無法像異性配偶適用稅率，免稅額額度等規定違憲、2012年宣告同性伴侶公務員未能如異性配偶享有的家庭津貼違憲、2013年宣告無法像異性配偶可收養其配偶已收養的子女、無法像異性配偶合併申報所得稅均違憲。

意見書最後在結語表示，期待我國法律專業社群，能不畏社會重大爭議，提出對多元現實需求真誠回應的憲法論證，「事涉法律傳遞自由與平等不排他之訊息，不應姑息性傾向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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