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獨立之前，曾有英國人向甘地表示，由印度人來治理印度很可能會治理不當。甘地的回答是：「治理不當也是我們的特權。」

然而，甘地在他被刺殺前一個月，感慨地說，我們曾以爲抗英鬥爭是艱難的任務，但今天我才知道，抗英鬥爭相對來説是比較簡單的。就在甘地死亡的同時，印度已經面臨了「國族的詛咒」，貪污腐敗、仇恨、治理不當，政府官員道德敗壞。印度人民已開始說，英國殖民政府好得多了。

菲律賓的第一任總統羅哈斯有一句名言：「我們寧可忍受自己人的暴政，也不要享受殖民者的仁政。」

菲律賓的羅哈斯總統在任期未滿就病逝了。可是菲律賓後來的政局演變，也是官員道德敗壞，貪腐橫行。老百姓不免質疑，爲何當初在美國托管之下，菲律賓沒有像夏威夷那樣，成爲美國的一州。

然而，在浩蕩的民族主義潮流下，歷史的走向是不以人的願望為轉移的。

孫中山當年在今日港大醫學院前身的西醫書院求學時，見到香港在英國人統治下的繁華，不禁感嘆：「外人能在數十年間在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地如香港，其故安在？」爲了求答案，他「聞諸長老」，始知「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并非固有者，乃久經營而改變之耳。」 這使他領悟到，「吾國人民之艱苦，皆不良政治爲之，若欲救國救人，非除去惡劣政治不可。」

孫中山當年的感嘆是：英國人能做到的，爲什麽中國人做不到？

九十年之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鄧小平的助理，外交官周南，在北京向香港愛國商人堅定的表示，英國人能做到的，我們也能做到。此話一出，卻把愛國港商嚇得臉色發白。

這不能不説是一個歷史的嘲諷。

從九七回歸到現在，不能不承認，中共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美聯社）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當時的中國大陸，從文革的夢魘中蘇醒不久，百廢待興。在領導人眼裏，香港是個金雞母，自不待言。但鄧小平對香港的瞭解卻是膚淺的。在他眼裏，「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港人只是資本主義下的經濟動物。他不理會一個金融中心的大都會的運作，背後有一套英國的普通法傳統在支撐。

鄧小平為香港設想的「一國兩制」，在政治上就是一個半吊子的東西。自治是要由北京操控的，行政首長必須愛國愛港，忠誠聽話，必須由中共篩選，具體落實為以工商界為主體的「行政主導制」。這是典型的家長式威權統治者的心態。在中英談判開始時，鄧小平就堅持只能有「兩脚凳」，不能有「三脚凳」。港人只是殖民統治下的「子民」，不是有自主性的「第三方」，港督也不能代表他們。

然而「兩脚凳」能站得穩嗎？即便後來有《基本法》的制定，也是由香港的工商界精英份子「協商」出來的，是未經香港市民公投認可的。但港人也願意接納這部《基本法》，也願意陪著「循序漸進」，至少《基本法》還規定了九七過渡十年後，2007年可以開始普選。至少《基本法》還確認了聯合國的兩項國際公約。可是十年之後迎來的是更多的推拖，從循序漸進變成不進，三部曲變成五部曲，然後又加上更多的篩選名目。京官開始用恩賜的口吻教訓子民，給或不給，給多少，都是由中央決定。「高度自治」變成「全面管治」，這是圖窮匕見的逆序大退。

當年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曾被中共官媒譽爲國際上具突破性的創舉，也是中共自稱對香港的「莊嚴承諾」。可是北京有信守這個承諾嗎？港人終於覺悟到自己被耍弄了。在七一示威抗議中高舉「共產黨呃（騙）人」的紙牌。

從九七回歸到現在，不能不承認，中共在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

在中英談判期間，鄧小平一再表示他不認同西方的三權分立、民主選舉、議會政治那一套。可是多數港人是認同那一套的。所以「一國兩制」會引起矛盾、衝突和過渡的問題，也就不出奇了。這在香港中文大學翁松燃教授當初寫的「一國兩制芻議」和回歸六年後寫的「香港特區政制檢討」中，已分析得很透徹。

《大河灣》的哀傷

左翼論者曾堅持民族解放，主權回歸是應有之義。研究「東方主義」的薩伊德（Edward W. Said）對出生於特立尼達的印裔文學家奈波爾（V. S. Naipaul）很不滿，因爲奈波爾通過小説所道出的殖民地／革命／后殖民真相，同薩伊德所建構的大而化之的歷史理論是格格不入的。左翼論者甚至指責奈波爾是為殖民主塗脂抹粉的走狗。可是只要讀過奈波爾的小説，譬如《大河灣》，就不能不感受到他筆下描述的後殖民真相所傳達的那種深沉的哀傷。在這個民族主義的時代，爲什麽在非洲在亞洲，在世界許多地方，國家獨立、主權恢復之後，不僅沒有給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反而使他們墮入痛苦的深淵。他們的掙扎與哀嚎，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所謂民族解放，所謂主權恢復的意義究竟在哪裏？爲什麽美好的革命理想會一次又一次的被黑暗勢力所篡奪？

薩伊德和他所推崇的反殖民主義思想家法農（Frantz Fanon）也爲此感到困擾。

法農最後的覺悟是，真正的解放意味著從狹隘的民族意識向普遍的社會覺醒的轉變。在典型的民族主義中，家長式的形象到處可見。如果民族意識在其成功時刻不迅速轉變成社會意識，它的前途就是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

薩伊德也承認，歷史事實證明，民族國家的獨立並不意味著真正的自由與解放。他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表示，需要有一種「後民族主義」理論，把批判民族主義作爲終結帝國主義的另一起點。在他看來，民族國家的獨立與自由始終不能超越人的獨立與自由。

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陶醉於大國崛起聲威中的北京領導人，對這類歷史反思是不屑一顧的。「民族尊嚴」、「國家主權」是他們用來壓制異議的大帽子。「國安法」是他們打擊異己的利器。

在中國領導人眼裏，香港是個金雞母，自不待言。但鄧小平對香港的瞭解卻是膚淺的。（美聯社）

香港與其他的殖民地畢竟不同。香港在成爲特區時已是一個蓬勃發展的國際大都會。英國人喜歡說，繁華的新加坡面積只有倫敦的一半大。但同樣是城邦，新加坡其實也只有香港的一半大。香港的學術、教育、金融專業各個領域都人才濟濟，公民社會也蓬勃發展。但在國安法這支「定海神針」的掃蕩下，新聞媒體或關閉或噤聲或自我審查，公民社會瓦解，書刊檢查制出臺後，連圖書館的童書都未能幸免，都需下架。在在顯示出香港社會的日漸沉淪。

歷史上的香港，宛如一個瘦弱的母親，在大陸内戰和政權更迭的時期，承接了大批難民，造成人口大膨脹。在大躍進後的三年大饑荒時期，大陸又是一大批難民湧進香港。蔣介石的第二任妻子陳潔如就是那時候拿著周恩來批下的路條來港的。

上世紀七十年中期，我從香港經羅湖橋進入大陸旅游，入關時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見到穿草綠軍服的邊防人員，大聲吆喝，推趕著擠成一團的挑籮筐返鄉接濟親屬的「火山孝子」。另一幕是在「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香港學運刊物中，見到封面印著整面英國女皇頭像，下面只寫一個粵語「粗口」。把我嚇了一跳，覺得香港殖民政府也真夠寬容的。

有一項統計資料指出，大陸改革開放之初，通過香港引進的外資佔總額的百分之七十。香港以64%的比重超過其他地區和國家對中國大陸投資總和，連續三十三年高居榜首。2002-2012年，香港、澳門、台灣對大陸的投資，纍計為中國提供的就業崗位：5589.09萬。

1991年5月到7月，中國大陸有十八個省市自治區洪水汎濫成災，安徽一省就有4800萬人成受災戶。香港演藝圈立刻匯合衆志，拍電影義演籌款救災，片名「豪門夜宴」。超過兩百位影界著名演員參與，義工數百人，很短時間迅速拍出影片上市，捐助災民。港府在財政基金中募集五千萬港幣的捐款。香港民衆在十天之内捐出四億七千萬港幣到大陸，佔當時救災捐款總額的44%。

1998年大陸長江流域爆發兩百年來的特大洪水，29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成爲受災區。香港的亞洲衛視主辦「長江災情告急」節目，和「携手筑長城」活動，募款救災，募得六億八千萬港幣。其中包括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自願把一天收入全數捐獻給大陸。

2008年四川發生8.0級的汶川大地震，造成七萬人死亡，數十萬人受傷，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大的地震。香港藝人義演義賣，港府民間一共募集到兩百億港幣的救災捐款，以當時香港總人口670萬人計算，這個數字是很可觀的。

然而，此一時彼一時，此一時向災民伸出的疼惜援手，彼一時共產黨一變臉，那雙援手卻有可能被咬噬。

在國安法這支「定海神針」的掃蕩下，香港公民社會瓦解，社會日漸沉淪。（美聯社）

壓不扁的玫瑰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趙紫陽主政時期，香港的氣氛還是良好的，民主派政團「匯點」的主持人楊森還能在新華社社長許家屯面前大談民主、人權、法冶等普世價值，以及愛國並不等同愛黨的道理：愛國是指愛民族、土地、文化，正是因為關心國家，才要批評中共的一黨專政。如今在國安法下，楊森已經蹲在香港監牢裏了。《立場新聞》停刊前曾訪問幾位「匯點」人物，談他們當年所倡導的「民主回歸」，結果不是回避噤聲，就是無奈的嘆氣：「阿爺隨時可以打過來，你能怎樣？」

强權就是公理。但我們仍然見到堅決不屈的年輕大律師，聲援大陸民運的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她發文呼籲市民參加維園的六四燭光紀念會，因而被捕。法官裁定她的文章構成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因爲那篇文章「在嚴寒中守住這燭光」有鼓勵意思，「今晚8點，希望見到你的燭光」則是叫讀者堅持出席維園燭光晚會。

鄒幸彤早前曾說，她從八、九嵗開始，父母就帶著她每年六四到維園點燭光，30多年來，每個在維園點起燭光的香港人『既普通又善良』，讓她學會何謂擇善固執，「如果法庭要用煽惑、被煽惑的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我按良知行事，如果我因此受刑，亦無怨無悔」。但她警告這樣的判決使得「六四由公認的良知底綫變成公認的危險紅綫。」她堅持文字自有其内在的生命力，不可能被法律和當權者決定，所以無論判刑多少，她都會堅持發聲，因爲她是在做一個香港人想做的事，無怨無悔。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有四位人權專家强調，港區國安法不符合國際法，有違中國政府的人權義務。

然而，鄒幸彤已在香港監獄服刑。這位女豪傑讓我想起台灣一位老政治犯作家楊逵的一篇作品「壓不扁的玫瑰」。

港府動用國安法來打壓非牟利團體「支聯會」，無非是要消滅港人的六四記憶。所以香港今後的歷史書寫，要對抗通識課程的國民教育，就是如米蘭·昆德拉所説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了。我所欽佩的一位英國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説過，歷史研究者是一個職業記憶人，他所記憶的都是他的國人想要遺忘的。為符合國情，我把後半句稍微改了一下：他所記憶的都是他的政府要國人遺忘的。（一個時代的終結──香港歷史碎片追憶【上篇】／待續）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