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細亞的孤兒

我爲什麽要寫這系列的「香港歷史碎片追憶」？因爲香港是我從青年到老筆耕寫作的依附之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提供了一個自由自在、百無禁忌的寫作環境。在香港發表的文章，可借由台灣黨外雜志的轉載而在台流傳。而當年給台灣黨外雜志的直接供稿，據主編朋友說，往往在雜志編好送到印刷厰之後，夜晚會被警備總部派車突擊，到印刷廠將印好的雜志全數劫走。那一期所費工夫就完全泡湯了。如今人到暮年，見到港台局面正好倒轉過來，不能不令人感到荒謬。

年輕時寫文章評論時事，有時我也會想，到了老年，觀察事物的立場會不會走到自己年輕時的反面。現在看來，我的堅持並沒有兩樣。

談到香港新世代口中的港獨問題。這是北京官媒、香港喉舌和建制派喧囂憤怒集中的一個焦點。首先，我們無需急於表明自己是贊成或反對的立場，這樣的表態並無多大意義。作爲一個起點，台灣作家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對香港的新世代來説，相信在心靈上是能引起他們共鳴的。台灣在甲午戰後的馬關條約割讓給日本，就如香港在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清廷眼中的台灣是「化外之地」，棄之不足惜。清廷眼中的香港是一個荒蕪之島。多年來，台灣民衆始終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心理上有著恆常的挫折感。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又輪到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專制統治者用戒嚴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的緊箍咒，加在台灣人民頭上，壓得人喘不過氣來。一察覺有絲毫異動，警備總部立刻偵騎四出。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警總特務到「異議份子」的台大教授殷海光家中去「拜訪」，意在恫嚇。殷教授倏地從坐椅上站起來怒斥：「我殷海光就在這裏！」為學生輩津津樂道。當年台灣知識人所感受的台灣，就像皮球一樣被踢來踢去，走了一個殖民主，又來了一個新殖民主，新殖民主帶來從不改選的萬年國代、立委，在戒嚴法下更是窮兇極惡。所以抗日台灣文化人葉榮鐘才會有「虎去狼來」的詩句。這種深沉的悲痛是今天台灣的年輕世代無法理解的。

但這種「孤兒意識」，這種孓然無依的深沉悲痛，對香港本土派的新世代來説，應該是心有戚戚焉。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回歸談判只是家長父權的運作，子民無與焉。回歸祖國後，自治的承諾遲遲未兌現，港人感受到的不也是從一個舊殖民主換成了一個更凶惡的新殖民主？回歸的喜悅是沒有的，「自治」的皮影戯結束後，國安法出台，不就是港版的《懲治叛亂條例》？今天在國安法的威嚇下，港府警務処新設的「國安處」，也就類似當年台灣的警備總部。國安處之上還有「國安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委員會秘書長是特首提名，由中央任命的。當然，還有一個大陸直接在香港設立的「國安公署」，作爲香港警方「國安處」的對口單位。確保情報收集、分析、審查的一條龍作業做到巨細靡遺，滴水不漏。

香港經歷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回歸談判只是家長父權的運作，子民無與焉。（美聯社）

爲什麽今天的台灣新世代對台灣過去這一段「痛史」完全無感？答案很簡單，因爲《懲治叛亂條例》早已廢止了，警備總部這個特務機關也撤銷了。台灣老百姓每隔四年都有機會通過普選去合法「顛覆政權」。所以從前存在的「台獨」倡議，不論是左翼的史明，或右翼的廖文毅、辜寬敏，都變得沒有必要而式微了。

今天，中華民國國旗在台灣的新年慶典中飄揚。（記得1972年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曾興冲冲的對著紐約僑界記者說，我們奮鬥了這麽多年，就是要把這面狗牙旗拿下來。）

不過「台獨」的選項對台灣人民來説，仍然是重要的。假若有一天，台灣面臨切身存亡的重大威脅時，「台獨」仍會成爲一個公投選項。

不能不承認，對香港的新世代來説，前景是不明朗的。「港獨」的訴求在現實上難以實現，除非中共瓦解。聯合國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宣言」（大會第1514號決議）本身是一個折衷性的文件，一方面它强調基本人權不容否定，所有民族都有自決權，另一方面，它也照顧到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所以，只要港人向聯合國提出「自決權」的要求，北京都能拿「宣言」第六段來擋駕。第六段說：「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和原則相違背的。」如果港人在國際上請求其他國家的幫助，北京還可拿「宣言」第七段來對付：「一切國家應在平等、不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和尊重所有國家人民的主權及其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忠實地、嚴格地遵守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本宣言的規定。」

不過，港人向國際提出「自決」的訴求，是有損中共顔面的，尤其是當年香港回歸時，北京還大張旗鼓地對外宣傳「一國兩制」是劃時代的創舉。

我注意到香港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曾向外國記者説過，港人要的是「並非獨立意義上的自決」。但港區國安法一來到，這種意見頓成明日黃花。

在當前的情況下，香港市民還有可能像台灣那樣，通過普選去「合法顛覆政權」嗎？

事實上，多數港人都是溫和派，他們所期望的無非是中共遵守二十多年前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莊嚴承諾」，但近十年來中共領導層的「顢頇」、「變臉」、「企硬」，也令港人不敢抱太大希望。

特首林鄭在2019年反修例抗議運動的高潮時期，曾發佈港府100億港元的改善民生政策，包括增加公衆假期，挹注退休撫卹基金，老人金、失業救濟金，低收入家庭現金補助等，使港府新的年度開支達到240億港元。林鄭在最後的施政報告中，還提到三百平方公里的「北部都會區」開發計劃，新區將為香港注入30%的新增土地供應量，九十二萬套足以容納250萬人居住（亦即香港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的居民住房。當然香港地產商對此是感到恐慌的。這意味著高昂的房價將會下降，地產霸權會受打擊。

香港市民或許會感到五味雜陳。懷柔政策登場，阿爺又要派糖了。

在當前的情況下，香港市民還有可能像台灣那樣，通過普選去「合法顛覆政權」嗎？（美聯社）

魂縈夢牽的祖國

大陸是港人魂縈夢牽的祖國嗎？如果你今日站在香港街頭向人問這個問題，多半會得到嗤之以鼻的回應。香港有一位評論者說，大陸與港人不是國與民的關係，也非母與子的關係，更像是劫持者與俘虜的關係。這就難怪港府要在學校推行通識課程國民教育是多麽艱難了。從後殖民理論來看，香港新世代的特徵是他（她）們的「混種性」（hybridity）。1971年的人口統計顯示，在香港出生的人口超過外地移入的人口。由此推算，目前的中青年都有很强的自主意識，香港是我的家，這是天經地義的。這象徵著從以往的暫居性向自主性的過渡已經完成。如果強要向他們灌輸什麽國家民族歷史教育，對他們來説是荒謬的。神州赤縣早已是遠古紀事。他們熟悉的是油麻地，不是梁家河。所謂炎黃子孫這類作爲血緣符號的的歷史敘事，之所以可笑，就因爲它們並不存於新世代的集體記憶中，也不是他們成長與社會化的一部分。

大陸老一輩的京官，譬如那個自命有詩才的周南，把與英談判收回香港主權，視爲「談笑間，强弩灰飛烟滅，」自我感覺未免太良好了。他要求港府大力推行民族歷史教育，可是不要說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共自己的黨史，也是竹籃盛水，漏洞百出的。我熟悉的一位鉆研中共黨史的史學家，就因爲發現了太多問題，再要去查檔案都被擋駕，研究成果被視爲「歷史虛無主義」。現在京官要求港府去灌輸什麽歷史教育，怎麽可能不被批評為「洗腦教育」？在大陸某大學教書的年輕朋友告訴我，課堂裏都安排了「信息員」，秘密將老師的言行打報告，港府也要仿效嗎？

在香港的社會情境中，歷史記憶是與成長經驗相關聯的。就如大律師鄒幸彤所説，從八、九歲開始，維園的六四燭光紀念會就是伴隨她成長的記憶，是她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部分。現在港府秉承上意的社會改造工程，要把這個記憶完全抹殺，是合理的嗎？越是要跟隨中共去否定六四，越是要動用國安法來治罪，實際的效果就是越令港人憎恨政府。在這方面，中共靠封鎖信息來自欺欺人，在道德上已經破產了。港府又如何教香港的新世代去選擇創造對過去的想像？靠派錢還是靠信息員？

香港回歸後，港人不提「去殖民化」，反而要求「去中國化」，確實引人深思，也需從「混種性」去了解。

京官和港府動不動就把問題歸咎於「反中亂港」份子，或「外國敵對勢力」，民調已顯示，這類説詞港人根本不認同。又何必自欺欺人？

在目前的新形勢下，香港人還能再做回香港人嗎？

人們熟悉的香港確實消失了。（美聯社）

香港的建制派總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主流意見，代表沉默多數。黃藍對決時，沉默多數是坐著有人包下的大巴士現身遊行隊伍的，遊行結束還有酒樓包枱吃喝的場面。可是在2019年反修例行動的一百萬人、兩百萬人的示威人潮一出現，沉默多數就銷聲匿跡了。黃藍對立的形勢今後大約是會扭轉的，因爲港府在國安法的武裝下，建制派會穩站上風，可以站在巨無霸的肩頭頤指氣使。

有一位在香港出身的印裔媒體人，本來一向是傾向建制派的立場，可是在反修例示威中見到一兩百萬人的大場面，深受感動，而決定同建制派割席，換來的是建制派老友記的一句「go X yourself」。如此決絕的黨同伐異，足見香港社會的撕裂已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葉劉淑儀領導的新民黨全軍覆沒。可是在2021年新一屆的立法會選舉中，不但葉劉當選，它的新民黨馬仔也當選。總算揚眉吐氣了。有了國安法加持，民主派一掃而光，但也總令人感覺到有些不對勁。民建聯創辦人曾鈺成坐在電視機前，志得意滿的透露中央還會繼續有好處給香港。

也許五十年不變之後，會順利的過渡，不會再發生「銜接」問題。

我不免想到，匯點的「民主回歸」如今已欲說還休了，這個民建聯是不是也應該改名了。從「民主建港」改爲「愛國建港」。説起來，建制派是務實的，也是犬儒的大本營。站在優勢地位，抓緊時間，好好賺錢、存錢、投資，你們這些反對派，可別把船搞翻了。還想跟共產黨爭取什麽？幹嘛呀！可別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我想起年輕時看過的一部老電影「愚人船」，船上的上流階級富商和猶太富商互別苗頭，勾心鬥角，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又共同瞧不起下層船艙裏的普羅乘客。而那艘船正緩緩駛向納粹德國。

人們熟悉的香港確實消失了。

對香港的新世代來説，不論是選擇離去或留下，已經不能再回家。就如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所説的：「你已不能再回家，因爲家已不復存在，只封存在記憶裏。」

説來相當悲痛。明日的香港會是一個什麽面貌？是「道路以目」的大都會？還是浴火重生的火鳳凰？

我的一位研究佛學頗有心得的朋友說，當遭遇逆境而陷入恐慌或悲痛時，需保持正念，把正念帶進精神困境，以恢復心理的平衡。

我想到的卻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開場白：

我們這個時代根本是個可悲的時代，我們偏偏不肯認命。狂瀾既倒，我們都在斷瓦頹垣之中，慢慢養成一點新習慣，抱着一點新希望。費勁是相當費勁了，此去並無坦途。可是重重障礙，我們也有法子繞路走，甚至手腳並用攀過去。反正我們不管天塌了多少下來都只好活下去。

開往二零四六的列車，王家衛的列車，無聲無息的向前駛去。（一個時代的終結──香港歷史碎片追憶【下篇】）

※作者為前香港《九十年代》專欄作家／著有《誰怕吳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