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大陸學者、紀錄片導演艾曉明教授拍攝的四百多分鐘紀錄長片《夾邊溝祭事》衝破障礙在香港首映，是一件無論對於中國反右運動受害者還是對於今天香港面臨的種種自由緊縮都有意義的事。

此後一個月，圍繞這部紀錄片發生的明暗角力像是60年前中國的肅殺的遙遠餘波。除了香港的首映和DVD發行，很多大陸無名的良知網民，偷偷接力在各種社交媒體傳播自製的《夾邊溝祭事》的種子；同時，大陸當局反覆約見導演施加壓力，多位紀錄片的被訪者也被約談、並且沒收了導演寄給他們的DVD。

一切就像夾邊溝事件本身，當年的被害倖存者竭力想要記住，想要更多人記住，而那些年輕一代的網路傳播者也在延續艾曉明的努力；當年的施害者想要被害者忘記—《夾邊溝祭事》的起源就在夾邊溝集中營地倖存者為難友立碑，但被野蠻拆毀、禁止祭奠，艾曉明和被記錄者索性用這部紀錄片來樹立了現實不存在的碑—今天的思想警察也在強迫更多人忘記，它們強調當下的滿足，美其言曰「放下歷史包袱」。

當下，是一個力求把所有人綑綁為共業（karma）者的當下。中國的方方面面都力求糾纏不清，比如說最近升溫到不可思議的北上廣房價，實際上已經把有房一族挾持成為名義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名下物業的保值升值，就必須捍衛某種「盛世」的假象，維持當下的虛熱。中國的中產階級處於這麼一個最危險的走鋼絲狀態，為了他們的生活不會一夕清零，他們必須呵護這條鋼絲。

限制外國兒童讀物在中國銷售

但正如卡夫卡所預言： 「這條鋼索不是掛在高處，而是掛在離地面高一點點的地方。與其說是方便讓人走過，不如說是為了絆倒行者。」只有當下價值的生活，前後上下都是一片虛無，懸置的人生最後進退維谷。

應該不是巧合，與不懈地抹煞記憶相同時進行的，是對未來的取消。中國的文化政策步步緊縮，作者出版者與讀者如被溫水煮蛙，早已不懂得驚訝，但3月一個匪夷所思的消息傳出，還是讓不少慣於沈默的人都憤怒抗議。據不少有良知的出版人披露，中國監管機構已口頭指示，要求出版公司限制外國作家所著兒童讀物在中國的銷售。其中一名知情人士更表示，此舉將會使中國每年翻譯出版的兒童讀物從數千減少到只有數百部。

外人也許無法想像，像我等70年代出生、在中國大陸度過兒童和少年時期的一代人，是如何受惠於8、90年代大量的外國兒童文學譯介。就我本人而言，一再再版的安徒生全集塑造了我最早的人道主義思想，宮澤賢治和其他日本大家的童話讓我關注他人的悲歡懂得悲憫，更有大量啟蒙時代的歐洲文學的普及版本，傳遞了最基本的人權、平等與抗爭思想。這一代人的道德修養，不是通過課本裡刻板的馬列教條，而是通過這些優秀的外國文學塑造的。

如果連孩子通向世界的窗戶也予以關閉，相當於取消了下一代人可能的未來覺醒。本來這十數年內地的本土少兒創作就處於意識形態的兩極化，一方面是讓人安於當下的物質世界的犬儒主義暢銷書，一方面是尚存80年代啟蒙精神和接軌西方兒童教育的想像力解放，當然後者仍屬於小眾。外國兒童讀物的減少引進，還直接導致新一代本土作者的營養萎縮、世界觀狹窄，如此惡性循環下去。

一個只有當下物質快感的民族，注定是固步自封甚至退步的民族。但當你指出這一點的時候，你卻被視為潑冷水的境外勢力，這就是狂泉國度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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