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5年開始，到1989年六四，中共對香港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起草《基本法》，先是組成有少數香港委員的起草委員會，後又在香港成立了有180名委員的諮詢委員會。兩者都由中國任命，也就是說，由中共選擇的人去參與決定香港人九七後的基本大法。諮詢委員其實只是名銜，幾年來一共才舉行過兩次公眾諮詢。

照道理，在中英聯合聲明的附件一，已經寫明了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只要把這個附件轉換成《基本法》在人大通過不就完事了嗎？然而，討論來討論去，起草這樣的一個《基本法》竟然耗了五、六年，比世界上所有起草憲法的時間都長。直到香港市民和輿論都感到厭倦，將Basic Law (基本法）稱為 Basic Bore（基本煩）。而具有苦中作樂幽默感的香港人，則從「煩」中取笑，市面出現了「養狗基本法」「床上基本法」等廣告詞。1989年在黃霑的「香港 X’mas」中有林夕作詞的「我的基本法」：「我想去學基本法/程序常令人困惑；/我想鑽研基本法/腦海裡一片空白；/我想協助基本法，/尋覓渠道頭髮白」。

為什麼要耗費這麼多時間？說穿了就是要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明確的表述，變成模糊；把人民權利最大化的表述，改為國家權力最大化。比如聯合聲明中說「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這裡的權限非常清楚，到了《基本法》，「除外交和國防外」這句話就不見了，變成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這高度到底是多高？人大常委有最後解釋權，而人大常委並非由法律專家組成、而是由政治人物組成的立法機構，即立法權與司法權重疊。此外，《基本法》的行文也有很多不是法律語言，比如許多地方都用了「通常」這詞，「香港永久性居民」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行政長官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的中國公民等等。為什麼要加「通常」呢？因為既是通常，也就可以有例外，即留下例外的餘地。

《基本法》搞這麼多年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把聯合聲明中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的「選舉」變作中國特色的選舉，「負責」變作中國特色的負責。最讓人驚愕的是，學貫中西的著名作家金庸，作為草委的政制小組召集人，竟在《明報》社評中把英國選首相和美國選總統，說成是等同《基本法》所定的由推選委員會選特首，都是間接選舉。他在電視訪問中，不停地霎眼，顯得言不由衷。我以後見到在媒體前不停霎眼的人，發現他們講的大都不是由衷之言。

話說六十年代某一天，多產專欄作家高雄，和幾個也是受歡迎的報紙專欄作家一起飯聚，席中他說了一個觀察，就是寫某樣東西最好的，在生活中做這樣東西就最失敗。寫武俠小說的人是不會打的，寫愛情小說最好的人在愛情上大都是失敗的，寫股經的人在股票市場都輸得很慘，寫馬經的人賭馬也是輸多贏少，寫色情小說的人大都性無能，寫政論的人絕對不適宜從政。金庸當時也在座，一起哄笑，但卻無自知之明。他憑良知寫的政論很有說服力，自從見過鄧小平和參加草委從政後，就在螢幕前成為霎眼族了。

我年輕時就讀了許多金庸以各種筆名寫的小說、隨筆、政論等，從他的文章中學到不少知識和寫作技巧，他的社評曾是我必讀的文章。從他擔任草委後的表現，我也學到了做人的道理，就是高雄所說的，寫作人論政就好，千萬不要從政。

1986年，中國在胡趙領導下，管治算是比較寬鬆，香港大多數人還是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基本法起草的教訓，使我認識到一黨專政的本質是不會變的。領導人一時的開明並不意味著體制會改變。起草基本法，就是中共要把政權的權力最大化，強加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人民權利最大化之上。那時我在電視訪問中說：九七後，如果做教師還可以憑自己的認識去教育學生，做記者仍然可以把採訪到的新聞據實報道，做醫生還可以按照自己的專業知識去關顧病人，寫作人可以憑良知去寫作，做生意的只要不違法可以各顯神通，那麼我還是會選擇做中國人；倘若不能夠這樣做，而必須按黨國意旨並違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話，那麼我寧可做一個人而不做中國人了。

這是我最早提出身份認同問題的一段話。當時引起不少討論。很多人不同意，認為作為中國人這身份是不可改變的，如果不能夠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事的話，也應該像先賢那樣，以中國人的身份去努力改變中國。而民主回歸，民主治港，是改變香港從而改變中國的第一步。

我支持他們爭取民主。不過，我是悲觀的。（失敗者回憶錄114）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