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家，飛離臺北

我們決定，我需於離臺二天前離開家，在臺灣的最後一晚，在美籍傳教士臺北市內的家中過夜。既然已決定一月三日晚上班機飛離臺灣，所以需於一月二日離開家。

一九七○年一月一日，就是我在家的最後一晚，我努力不要太感傷，可是傍晚五點以後，情緒就開始起伏，到了晚上十一點三十分左右，我坐在客廳沙發上，兩個孩子將就寢前，我叫他們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結果：彭旼一六五公分、彭曄一五二公分，十一點四十分他們就去睡覺了。

一月二日，我清晨五點三十分起床，外面正下著大雨，六點左右雨停了。我穿上鞋子，又再脫下，到衣櫃取出手帕，彭旼醒來，從蚊帳內問：「爸爸，你要出去嗎？」我說：「是。」他再問：「什麼時候回來？」聽到後我語塞，差一點流淚，哽咽地勉強小聲說：「幾天以後了，你好好睡覺吧。」他非常敏感，隨時感覺有異樣的事將要發生。我六點二十分從家裡出來，沒有雨了，在和平東路叫了一部計程車，在信義路和連雲街口的中式早餐店吃甜餅，吃完以後，在信義路口買一份報紙，再叫計程車到傳教士家，他請我喝一杯咖啡，他太太幫忙裝行李。傳教士們合買了一件羊毛外套為我送行，也送我一個用過的行李箱（他們認為全新的容易引起注意）。

忽然想到要再看一次孩子們一面，透過二哥傳話，約於晚上八點三十分在市立女中附近見面。

下午準備按照事先的祕密安排，到日本航空公司前與阿部賢一先生見面，取得相關文件，因為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來訪，許多人在街上排隊歡迎。三點按時見到阿部先生，一起到亞士都飯店二樓喝啤酒。一切似乎都按計畫進行中。到五點三十分帶阿部先生搭計程車逛市區，請他在東方出版社對面餐館吃晚飯。然後回到傳教士家，Thornberry夫婦也到了。晚上八點三十分到市立女中，太太和兩個小孩都在那裡，他們似乎知道我要遠行，我在那裡，心裡暗做與他們最後的告別。離開時看到彭曄流著眼淚。一句法國諺語講得真對：partir, c'est mourir un peu （to leave is to die a little：離走，就好像要死了一點似的）。

一月三日早上十點，打電話給阿部先生，約在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點三十分之間在哈林餐館吃中飯，二時再回到傳教士家，他們正在換貼護照上的照片，順利完成。開始晚餐，這算是我在臺灣最後的晚餐，中途百感交集，禁不住激動流淚，不得不起座，跑到另一個房間。我們預定晚上九點三十五分離開傳教士的家，飯後約有一、二個鐘頭，為打發時間，Thornberry教我們玩簡單的撲克牌遊戲Oh Hell。傳教士的太太開始幫我化裝，她開玩笑說：「沒想到做為傳教士的太太，任務還包括幫人變裝逃亡。」

晚上九點三十分出門在新生南路叫計程車，搭到松山機場時，那位要隨行見證的傳教士和另一對美籍傳教士夫妻（將到送行區目送我搭機者）8，也抵機場，可是我要假裝不認識他們，我們前後辦理報到手續，以後在二樓候機室等候約十幾分鐘，廣播開始登機，我就第一個趨前登機，順利過關，行李也沒有檢查，看來一切順利，所以安心地鬆了一口氣。正要上登機梯，突然被一位機場人員攔住，要我再回到登機口，我大為驚愕，以為完了，被發現了，那對在觀望臺的傳教士夫婦，看到我被叫回來，也大起恐慌。原來是，我的機票沒蓋行李檢驗章，補蓋後再行登機。進入機艙，坐上位子，繫好安全帶，我知道那位要隨行見證的傳教士也同在機上，但我非常緊張，不敢抬頭張望究竟他坐在哪裡。不久機艙門關了，飛機開始滑行，尚未起飛前，飛機竟然又折回頭了。我又再次驚愕，心想這下真的完了，大為緊張。飛機停了幾分鐘，廣播響起說機械有問題須檢修，約三十分鐘後，檢查好了，飛機滑行後向天際飛去。送行的傳教士夫妻事後對友人說，他們在機場為我送行，差一點被嚇死了兩次。我本人更是如此。

有一對傳教士夫婦，家距松山機場不遠，往來飛機都須飛越其家上空，他們每次都能清楚聽到飛機的聲音。一月三日晚上十點半，他們特地在家苦等，要聽我坐的班機按照時間飛越其家，但一直等候，時間也過了太久，還聽不到飛機飛越的聲音，難道飛機沒有起飛？是否因我被發現而飛機不飛了？他們在家很焦急，坐立不安。遲延近一小時後，才聽到飛機來了，但他們又開始擔憂，我有沒有坐上飛機？有沒有被發現而被捕？又焦急起來。等到赴機場送行的傳教士回來報告經過，聽到我確實安全離開臺灣，才安心下來。

Thornberry夫婦獲悉我已安全離境以後，即日深夜到我兄住家，敲門叫醒我嫂，急告以我已經離開臺灣，並將我的遺囑和衣服帽子等交給她，翌日早晨她即將其帶到我家，我兄也即乘火車專程將我遺囑帶到高雄給母親看。全家族的極大驚愕和複雜心情，恐怕無法描寫的。

我於一月四日凌晨零時二十分抵達香港機場。

※本文摘自《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彭明敏先生的《逃亡》片段／春山出版／彭明敏一生是臺灣命運的寫照。二戰期間，他在日本因遭遇美軍轟炸失去左臂。留學回臺後進臺大政治系教書，從四十歲開始，步上因追求民主而付出的高昂代價，入獄、出逃，在臺灣民主化後，他參與選舉、投入政治活動，在九零年代成長的青年，很多人因為讀了他所寫《自由的滋味》大受感動與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