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儘管香港因九七問題社會一直存在隱憂，中國大陸和台灣卻是在朝著逐漸擴大人民權利的方向發展。

台灣自從美麗島事件及大審、林家血案、陳文成案，特別是江南案之後，當局在內外壓力下，已開始走向民主自由開放之路了。1985年，蔣經國回答美國記者時說，不會考慮將來由蔣家人士繼位。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突破黨禁宣佈組黨，蔣經國未強力鎮壓，回應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1987年7月蔣經國解除戒嚴令，11月開放民眾往大陸探親。《九十年代》在這段期間，隨著台灣的開放，在台灣已有專為我們雜誌寫政治評論的作者，有特派記者緊貼台灣時局的報導。黨外也變成民進黨，在選舉中開始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中國大陸方面，那些年在胡趙的寬鬆領導下，也有了較多的言論自由。1985年，胡耀邦委任朱厚澤任宣傳部長，他提出寬厚、寬容、寬鬆的「三寬論」方針，放寬對文藝界與學術界的限制。文學界揭露陰暗面的作品大量出現。其中尤以劉賓雁寫的為民呼號和批評黨傳統觀念的作品而備受觸目。1985年他寫的《第二種忠誠》，由於《九十年代》轉載而受到海外廣泛關注，並傳回大陸，掀起一陣「劉賓雁熱」。

台灣和大陸，對《九十年代》似乎也改變了態度。台灣在1983年批准了我們的兩個編輯訪台。在香港，也有同台灣當局有關係的人士與我接觸。大陸方面，因當年帶點私怨的廖承志已去世，駐港負責人許家屯主張對我們這類獨立而有影響力的媒體「團結爭取」，據聞在1987、88年趙紫陽搞政治改革時期，他的智囊曾經提過考慮批准《九十年代》再有限度地進口，儘管未成事已爆發民運。

那幾年，是海峽兩岸都向開明之路邁進的時期。這種開明走向，也使敵意逐漸減少。1978年中共提出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來取代原有「解放台灣」的口號，並提出「通航、通郵、通商」的三通，以及「經濟、文化、科技、體育交流」的四流政策。蔣經國對此的回應是「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但到1987年終於聽從民意開放了台灣民眾前往大陸。何時會開始官方往來乃至和平談判「統一」，亦成為當年海外輿論熱議的話題。

1986年10月，我應西德駐港總領事之邀，往德國訪問了十多日。當時的德國仍然分東德與西德。東德是蘇聯陣營的共產國家，西德是西方陣營的民主國家。在西德，我與其他國家的新聞工作者一起採訪當時進行的地方選舉，去了在東德領土內的柏林。當時的柏林一分為二，西柏林有美英法駐軍，東柏林有蘇聯駐軍。東德為防止人民逃往西柏林，在1961年建立一道著名的圍牆與西柏林相隔，時會發生東德守軍槍殺逃亡者事件。我以5美元的入境簽證費，進入東柏林一日遊。我關心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分裂，因此也對分裂國家如南北韓、東西德的情況感關注。

和中共堅持「一個中國」並強迫國際社會接受「一個中國」不同，東西德都接受兩個德國，聯合國也接納兩個德國為會員國。東西德均按照國際外交關係的通則去處理兩德的通信、匯錢、人民往來等相涉問題。當時平均每年有150萬西德人前往東德，而東德則採取組團旅遊的性質，當年有12萬人去西德短期旅遊。人民來往的數量逐年增加。在東柏林大街上，固然看到與西德完全不同的共產國家的肅殺景象，但東德人看來卻安詳、善良，年輕人的舉止、打扮，都看出深受西方影響。

我問過西德一個年輕人，是否贊成統一，他反問我：「統一有什麼好處，不統一有什麼壞處？我不認同國家，我只認同人民，認同人權、正義、民主、自由……。」

現在許多人以為，東西德的統一，是由中國的六四和蘇聯的解體促成。實際上兩德統一在蘇聯解體之前，起動也在八九民運前。由於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放鬆了對東歐集團國家的控制。東德在1989年3月就放寬了邊境管制，從而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逃亡潮。大規模的交往了解，激發了東德公民要求民主、放寬對新聞限制的抗議浪潮。11月4日柏林爆發50萬人參與的大遊行，東德居民開始翻越柏林牆前往西德，當局沒有阻止，柏林牆形同虛設。12月東德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刪去了國家受工人階級及馬列主義政黨領導的條款。德國統一社會黨（即共產黨）召開特別大會，宣佈更名為民主社會主義黨，在德國實行多黨制。1990年3月，東德大選，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第一大黨，民主社會主義黨為第三大黨。1990年5月，兩德開始了統一進程。

從德國的分裂而致統一，是一個自由與極權和平競賽的過程。而首先是從尊重事實開始，從承認兩個國家的事實，再經過制度的競爭，最後是人民選擇了接受文明一方的統一。以強凌弱的統一，只會造成人民的受難和文明的崩解。（失敗者回憶錄114）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