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東港鄉下囝仔變台灣肝病權威，69歲的許金川，有兩個放不下的使命，讓他一腳仍踩踏在白色巨塔塔尖「台大醫院」不敢挪動；其一是他叨叨念念的「消滅肝病」，另一個則是改善受「全民健保」緊箍咒所框限的速食「醫病關係」。

23年的歲月換來3個基金會加1間門診中心，許金川披上白袍後的三階段經歷，牽引著醫療界一場體制內漫長的「寧靜革命」。

他並非想反政府，「我不是共產黨，要徹底推翻台灣醫療」，有生之年，許金川只希望能為後代留下一所「肝病醫療中心」。

出生在1948年（民國37年），日中政權與文化轉換的動盪社會，父母殘存著對日治時代禁止台灣人學政治、法律的恐懼，會讀書的貧窮人家孩子想有出息，許金川只能全心學醫，「北部的建國中學發展電子、醫療、化學3大領域，南部的一中就把醫學院列為第一志願。」

沒有少懷大志這種偉人故事，也沒有看魚逆流而上的戲劇化情節，許金川單純是為謀生存擠向醫學院，「以前台灣人很苦，赤腳上小學，6、70歲這一輩成功企業家，只要從南部出身，很多都拚了命在工作。」

當時，他遠望巨塔似乎瞧見光明未來。1974年蔣經國推動10大建設，台灣就業內需大增，醫療品質逐漸被重視，26歲的他成為台大內科住院醫師。隔年，醫院引進超音波技術，許金川悄悄把婦科工具應用來檢查肝腫瘤，不到10年，便成了「小型肝癌（3公分以下）」診斷始祖。

但是，許金川並不快樂，因為他發現，自己一直在送終。

找上門求診的，幾乎都已是末期，「一來就跪在地上，每隔一陣子會發生，可是醫學有瓶頸，太晚沒得救。」縱然科技日新月異，患者依舊回生乏術。

「病人給的壓力，沒辦法處理，能找誰呢？我後面沒有靠山啊！」38歲的他，苦思不出解答，竟拋妻棄子飛去美國念第2個博士，進修「分子生物學」，一心想從學術之境找良方。那時候，台灣才剛解嚴。

與他亦師亦友的台大內科主治醫師楊培銘回憶起來，仍為許金川一頭栽入的狂熱膽顫心驚，「1987年，他從一個臨床醫師開始做實驗，在美國鬧了很多笑話。」身分改變，不變的是認定「堅持」就能克服難題的固執，「後來，他很快進入狀況，回國也做了一陣子的實驗室工作，發表許多重要文章。」

^「 肝炎與肝癌不同，我的患者動不動會死人。 _」

許金川自美國返回台灣，二度走入台大醫院後，一場醫療界不流血不衝突的體制內革命，已經悄悄啟動了。

有人問許金川，為什麼不乾脆像同門師兄陳定信（發現B肝從母體垂直傳染新生兒），成為中研院士，持續站在學術尖端領航，最後竟不怕操勞又跑回診間。許金川把目光望向遠方，「他們看的病人比較偏發炎類，我的不一樣，動不動就會死人。」

一雙雙哀戚的眼神在他面前失去光芒，許金川忘不了。

1994年，何壽川（永豐餘集團）與陳由豪（東帝士集團）的兩個500萬元，促成台灣第一個以肝膽專科醫護人員為主的義工組織「肝病防治基金會」（簡稱「肝基會」）。隔年，前國泰醫院院長陳炯明說服姪女黃婉瓊跳進來幫許金川做活動推廣，「越是勞力階級，越沒時間看病。」許金川和肝基會志工在全台偏鄉繞了50幾圈，就是要把這些高危險群找出來。

沒想到12個年頭日積月累換來的，卻是更多待解難題，許金川的眉頭皺得更緊，「肝病的人可能也有心臟、腎臟或皮膚問題，我們需要其他相關科系協助。」

統整既有資源，讓肝臟科以外的醫生也能加入，於是成當務之急，「肝病尚未消滅」但「另設新平台」的想法，在許金川心頭盤旋著。2006年，他終於靠著病友們的回饋，儲備到足夠動能，生下第二個學術上的孩子－「全民健康基金會」。

監理所控管交通工具，只要車齡超過10年，每半年得驗1次，「B、C肝病友就該如此」，但電瓶顧好了，這輛車還有煞車皮、輪胎與油門等其他零件需要保養，那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許金川這樣比喻。

^「 沒有健保干擾的時代，醫病關係很真誠。 _」

然而，在這12年中，「資源匱乏」不再是許金川白袍下唯一煩惱，隨之而來的「醫病關係」惡化，成為巨塔中逐漸擴張的陰影。兩個性質不同的基金會設立期間，有股漩渦隱隱成形，一個顛覆醫療生態的政策－「全民健保」實施了。

沒人料到，這個立意良善讓民眾「看病不分貧富」的制度，會因「便宜吃到飽」的概念，間接形塑了高壓力、長工時、低品質的血汗醫護環境，人們上大醫院就像逛你家隔壁賣場，頻繁又不知節制。

門診動輒上百號，等2小時只為聽電腦後表情疲憊的人重複問一句話，「哪裡不舒服？」接著診間剩下噠噠噠的鍵盤聲，整個過程也許才2、3分鐘，「體制的關係，醫院人滿為患，醫生能給你的時間有限，機構的編制也不可能配給護理人員來幫你解說。」許金川語氣中盡是無奈。

醫生像生產線上密集組裝的女工，日日夜夜被剝削的結果，就是醫療糾紛不斷，醫病關係缺乏互信，你滿是疑惑地接受陌生人給出的判斷，冷冰冰的指令「吃藥休息」，減輕不了身心的痛，到底治療成果如何，幾乎無人力追蹤。

體制缺漏為難著實務執行，許金川忍不住想起過去的美好，「沒有健保干擾，財團尚未介入的時代，醫病關係很真誠，不管你有沒有治好病人，他都不會動不動提告。」

糾紛多又給付低，2009年醫界傳出面臨四大皆空（內、外、婦、兒）困境，緊接著2014年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報告中更進一步指出，2022年後，環境只會更惡劣到五大皆空（內、外、婦、兒、急），「以前這幾科門檻很高，成績要前幾名才有資格，現在竟然沒有人想去。」

一顆樹爛了，該怎麼處理？刨根斷枝是毀滅，一輩子當醫生的許金川沒想過放棄，「藉老枝發新芽才會有生機！你又不是共產黨，要徹底推翻台灣醫療。」

^「 用台大的人，打造不以營利為主的醫院。 _」

但醫護人員若連自己眼前這關都過不去，哪還有多餘的心思想太多，「如果年輕一輩能不為五斗米折腰，看病不須考慮賺錢呢？」許金川想設置「醫療中心」的意念越來越強烈。以個人實踐去碰撞體制，許金川並非想顛覆台大醫院，也不是要反政府，「現況不是一人之力扭轉，孤臣無力回天，但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

一個真正的醫療團隊，當你被宣布得癌症，除了醫生給你的知識和治療外，也該有護理人員、其他的病友，來安撫你或家屬，告知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用台大訓練出來的人，創造另外一個模式，做出醫療該有的典範。」

在正式體制外，許金川想加強台大醫院受限法律而沒有做到、且不可能做到的「身心靈輔導」，「讓醫療環境不只剩以營利為主的財團醫院。」

一般人最直接的疑惑是，都有台大、長庚、榮總了，為什麼還要設專科醫院？「LV的皮包，百貨公司也有賣，為什麼你還是會聯想到專賣店？」許金川思考的很簡單，「專心做好一件事。」

學術研究為主的「肝基會」不能設立醫院，政府規定從事醫療服務，如看診、打疫苗、照超音波等，就得另外有個名字不同的分身，「好心肝基金會」於是在2012年底應運而生。沒幾個月後，門診中心也跟著成立了。

「診所不能做的，如需住院治療、核磁共振，就轉到台大醫院去。」好心肝要從地方劇院升等為國家音樂廳，還得籌備更多資源，許金川想先讓它做一個練兵場所，「像新加坡軍隊在台灣受訓，能有個跳板。」

^「 董事們一直催我，希望不會變遺願。 _」

2015年，「醫療中心」這個願景又往前躍進，「好心肝健康管理中心」誕生了。

許金川謹記「凡醫療跟營利搞在一起，或多或少會扭曲」，他有個真實的慘痛經歷，被周刊哄著做公益報導，卻在出刊時發現自己成為某品牌蜆精看板，「你不會找人來跟爸媽推銷保養品，從中間賺取利潤吧！」自此之後，他不讓業者進入診所中，販賣任何周邊產品。

創建「肝病醫療中心」，是許金川白袍生涯未竟之路。基金會裡董事們有很多政商名人，陳文茜的舅舅何曉亮，捐錢卻不曾出手干涉營運方式，掛心是許金川年紀真的不小了，「老催趕我趁他們還在的時候快點做，不要變遺願啦！」這是他最近幾個月以來，一直不斷被暗示的。

「50幾歲人家提醒找接班人，我一笑置之，但身邊親人一個接一個走，現在感觸更深。」許金川偶爾也會出現那種「明年大概就不在了」的想法，還好基金會不是私人企業，但他明白，也是時候該挑優秀、適合的人來承接。

看遍生死仍要多管閒事，白袍下的許金川，是醫師、是學者、是董事長，「不管臨床、實驗，還跳脫學術，只要他認為該做的，就一頭栽入。」跟在他身邊超過30年、與許金川個性互補的台大醫師楊培銘，後來成了肝基會執行長，「我的責任，就是他衝太快時，幫忙踩煞車。」

運用現有資源，在體制內找活路，許金川的寧靜革命，從第一個基金會創立開始到成立健檢中心，已經足足走了23年。

‧剪輯：羅佳蓉

‧攝影：葉信菉

‧撰文：張若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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