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阻擋同性婚姻合法化，下一代幸福聯盟卯足全力。這一回，他們找了好幾位「後同性戀者」，分享他們從同志到「後同」的心路歷程。例如連小姐，生理女性的她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她自陳小學一二年級時，在公園遭到幾名阿伯強暴；十歲那年，又遭到自己的祖母性侵，導致他「自我認同錯亂」。一直到等到信仰和機構輔導的陪伴，她才開始有系統地面對自己，發現自己變成同性戀是因為過往被性侵的經驗；後來，她開始接納自己、與家人恢復關係，也到當初性侵的祖母牌位上香，告訴祖母，恩怨已經結束，她不再把祖母當成侵犯她的仇人，而是長輩。連敏雅說她從此也得到「真自由」。

還有一位「後同」郭大衛，國中時曾被笑人妖，也和男生發生過身體的親密關係，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爸爸的郭大衛說：「小朋友不懂得接納，甚至會霸凌，全是因為品格上的不成熟。在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們需要的教育是尊重彼此的差異和特質，而不是會帶來性別混淆，或引導學生進入同性戀關係的性別教育。」另一個生理女性戴明娟，從小就認為自己是個男性，也不斷與女性談戀愛，卻不斷地失戀；後來才發現，原來自己從小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為了討媽媽歡喜，才總認為自己就是個男生。

於是乎，這些「後同者」說，還好在她們那時同性戀生活時同性婚姻尚未合法，不然走到跟同性結婚那一步，她們的生命就無法改變。下福盟更請求即將做出解釋的大法官會議：「一男一女婚姻定義違憲與否，不宜僅以﹃同性戀性傾向先天與否﹄作為唯一考量，同性婚姻對公共利益產生之危害、兒童最佳利益之衝擊，以及對社會、教育、文化帶來的震盪亦應納入評估。」

這三位「後同者」的人生際遇都顯得坎坷，也令人感到同情；設若這樣的人生歷程與心理轉折的確他們的真實故事，這一切何以致之呢？兩位生理女性都說到自己長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這種「恨不得為男兒身」的想法，其實就是由異性戀霸權所發展出來的男性中心主義所導致，與同性婚姻及婚姻平權運動何干？而這些發生在這些「後同」者身上的性暴力，又有哪一件不是因為性別歧視及性別霸權衍生而來。

郭大衛從小就被笑是「人妖」，其實就是常見的校園霸凌，霸凌者去欺負那些看起來與一般人不一樣的同學，笑他是「人妖」，笑他「不是男人」，是「娘娘腔」，這是一般人很常有的學校經驗。如果真心要減少這種霸凌，需要被改變的是這些欺負人的人還是那些被霸凌者？性平教育教導孩子懂得尊重與自己不一樣的人，希望打破這種歧視與刻板印象。但這些反同的團體一天到晚阻擋性平教育進入校園，造謠這些性平教育是要性解放，教導孩子成為「同性戀」：如果以這些「後同者」的經驗來看，這正是導致同性戀者越來越多的因素，如此現身說法，到底什麼居心？

從下福盟舉的三個「後同」的心路歷程，其實可以很簡單地看出反同者的邏輯：同性戀者是因為被病態的對待（包括霸凌、性侵、性別暴力）所產生的（病態）行為，只要回歸「家庭價值」，就能夠「治癒」它。但這種邏輯的嫁接實在不堪一擊，就如同連雅敏談到悲慘的遭遇後說出的結論：「如果不先解決家庭內部面對同性戀成員的衝突，即便同性婚姻立法通過，仍然無法解決同性戀者不被接納的問題。」最不接納同性戀者、最恐同的不就是以下福盟為代表的這一群人？順著這邏輯，真要完成「反同」大業，最需要被「消滅」的不就是這種「恐同」思想與行徑？

下福盟口口聲聲呼籲大法官釋憲必須以考量同性婚姻對兒童利益的衝擊，但事實上，因為恐同所造成的家庭傷害、校園霸凌，導致「我的存在不被接受」的現象，甚而厭惡自己，正是影響孩童身心發展的最關鍵因素。而所有的兒童心理學實證研究更早已顯示，一個沒有歧視與區分，讓孩童感到被接納，能自在地做自己的社會，才是兒童最佳利益的選擇。

大法官為同性婚姻釋憲的前夕，反同者顯然很焦慮。不過，治療焦慮症的臨床心理學也告訴我們：「恐懼是來自把錯誤的證據當成真的」；從下福盟舉的三個個案，正顯示他們就是把錯誤的證據當成真實的恐懼。反同者口口聲聲「神的旨意」、「家庭價值」，並不會讓自己的心理獲得平靜；唯有看穿這種邏輯的謬誤，用同理心去看待造成自己焦慮的事情，才是讓自己得到內心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