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 世紀到20 世紀之間日益不平等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不僅這些更經典的「奢侈」作物，成為控制熱帶植物、勞動力和環境日益增長的熱望的一部分，18 世紀和19 世紀間在歐洲地區，對馬鈴薯的日益依賴和單一種植，對於與赤道有一定距離的地區也產生了重大的經濟、人口和環境影響。

馬鈴薯帶來歐洲革命

馬鈴薯來自安第斯山脈涼爽山地森林和草原，這種熱帶塊莖起初被忽視，然而在面對小冰期（Little Ice Age，指在1550 至1770 年年間全球氣溫下降的現象）的歉收、價格波動、頻繁的飢荒和民眾騷動等，馬鈴薯開始大放異彩，在農業經濟學家、科學家（著名的法國人安托萬．帕門蒂埃在塞納河畔試種馬鈴薯）甚至統治者（指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的鼓勵下，從18 世紀下半葉開始，馬鈴薯被各地小農和大地主廣泛種植。到了19 世紀初，馬鈴薯成為歐洲「農業革命」的一部分，這場革命還涉及施用健康肥料，例如從馬鈴薯原產地祕魯開採的鳥糞，以及企業化耕作的方法。結果建立了一個更大也更可靠的歐洲食品基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英國人口成長，甚至引發英國開始工業革命。然而，這也造成卓越的單一種植。

與安第斯山脈的原始馬鈴薯田情況不同，新的糧食生產形式用單一性交換了遺傳變異性，讓作物在對抗疾病時變得脆弱，招致災難性的後果。在愛爾蘭大饑荒（1845~1849）中看到，就是因為來自美洲的馬鈴薯晚疫病（potato blight）造成愛爾蘭新的單一性主食大量減產。加上英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冷酷忽略，未提供替代食物而讓饑荒更為加劇。這場飢荒導致愛爾蘭大量人口死亡和移民，受到大饑荒刺激而移民的的愛爾蘭人，在總數1000萬左右的愛爾蘭人口中佔了一大部分。他們在18 世紀初離開愛爾蘭後，經常在嚴重受虐的情況下拼命尋求新的勞動機會。直至今日，愛爾蘭島上的人口數仍未恢復到飢荒之前的水準。這種災難便是對這種新農業形式發出的警訊，預示使用殺蟲劑試驗和應用的惡性循環已經啟動。即使到了21世紀，仍可看到大多數單一作物農田在世界各地持續施行。

回到熱帶地區。帝國主義者對土地使用的控制，以及資本驅動下對熱帶生計作物更有效的生產要求，都對赤道周圍在地糧食安全和環境變化產生重大影響。以稻米為例，賓夕凡尼亞大學的歷史生態學家暨考古學家凱薩琳．莫里森（Kathleen Morrison）教授與她的同事馬克．豪瑟（Mark Hauser）博士，描述這種帝國「米鄉」的創造，是為了服務日益成長的全球交流網絡和資本投資。

水稻

正如在第十章所見，美洲對於如何種稻及關於水稻本身的知識，最初可能來自非洲。然而在18 世紀時，水稻的生產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被當作主要作物生產地區的種植園，例如由歐洲定居者創建、非洲奴工出力工作的南卡羅來納州、喬治亞州和巴西的種植園，成為歐洲、北美北部重要的食物供應來源，特別是維持加勒比地區寶貴的棉花、菸草和甘蔗種植園。然而，這造成區域內的營養「依賴」關係，一旦面臨自然災害，當地農民和種植園社區的自給自足性和安全感就會降低。像是颶風不僅可能摧毀生命，也會掃蕩食物來源的重要產區。

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前殖民時代活躍的區域稻米交易市場就已存在。然而，隨著英國政治和經濟影響力增強，由出口貿易驅動的稻米產量明顯增加。1852 年英國吞併緬甸後，情況更形加劇。伊洛瓦底江的整個熱帶沿海三角洲，森林遭到砍伐並改造成專種水稻的農田，除了提供當地消費以外，也大量出口到印度和歐洲。

帝國強加的結構迫使當地原本著重的糧食安全，轉向到更廣泛的市場需求結構，當地居民也變得越來越依賴全球商品價格、進口糧食以及通常嚴峻的殖民控制。結果就是在地的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不平等、小農使用土地的靈活性降低，以及潛在的飢荒危機。正如凱薩琳所指出，在大西洋和印度洋這兩個案例中，「18 世紀至20 世紀熱帶地區內外的稻米生產與運輸，是帝國權力失衡、飢餓和風險的一個案例。」直到21 世紀，這些都在歐洲西半部和北美北部，以及加勒比地區、亞洲、非洲和太平洋熱帶國家的全球經濟關係中，留下無法抹滅的經濟和環境遺害。

我們在嬰兒食品、奶昔、派和冰淇淋中添加或只是生吃的香蕉，提供一個更近代的範例，說明這種熱帶主食如何從當地的卡路里來源，轉變成19 世紀至20 世紀間被全球消費者需求所支配的「農業―工業」綜合體。我們在第七章看過這種熱帶作物首先在新幾內亞被馴化，並在15 世紀至16 世紀間由西班牙人引入美洲，然後在低地熱帶森林的農民間廣泛散布。然而在19 世紀後期，香蕉成為種植園作物；1870 年代美國鐵路的籌辦者在哥斯達黎加進行大量種植香蕉的實驗，把香蕉當作一種價格低廉、營養豐富的食物，用來養活工人。

香蕉出口

在瞭解到大量出口香蕉到美國的潛力後，一些跨國公司（如1889 年成立的聯合水果公司）開始在哥斯達黎加、巴拿馬、洪都拉斯、厄瓜多爾和哥倫比亞等國購買土地，其中哥倫比亞的種植者已自行開發香蕉出口到紐約的網絡。聯合水果公司在各國購買土地和鐵路，並迫使當地農民低價出售香蕉給他們。此外，為了分散疾病、土壤侵蝕和氣候事件對作物潛在的風險，跨國公司經常會購買和清理大片熱帶土地，單單只為了在需要時擴展種植區域以維持利益。這麼做迫使當地農民離開他們自己的小農場，轉而從事雇傭勞動，並且更加依賴進口食品。這些跨國企業的經濟影響力以及他們對進入外國市場的嚴格控制，強大到甚至可以塑造和影響整個熱帶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體系。

「香蕉戰爭」也見證了美國政府對加勒比地區、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個國家施加更積極的帝國主義政治影響，以確保能獲取熱帶作物生產和貿易的好處。例如聯合水果公司在洪都拉斯的業務，就多次受到美國軍隊的支持，導致該地政治長期不穩定。當美國在1898 年從西班牙手中奪取古巴和波多黎各後，也見證了美國企圖以犧牲這些國家為代價，強行維持與本身有關的生產和資本的利益流動。

同樣地，美國也介入區域政治，支持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獨立，獲得建造和控制巴拿馬運河（1914 年開通）的許可，如此主導該地區貿易。在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干預下，許多國家變得幾乎完全依賴某些關鍵作物，也導致各國農業用地分配不均、基礎設施的建造完全為了滿足外部資本主義企業需求。巨大的財富不均和低工資的狀況，都讓以種植園為代價的熱帶森林環境退化，並造成各地的政治衝突。

「森林產業化」

除了農作物之外，在17 世紀和20 世紀間，日益加強的資本驅動壓力對熱帶景觀的破壞，或許在熱帶木材和土地本身成為「掠奪式資本主義」（rapacious capitalism）對象的施作中最能看出端倪。紅木（桃花心木）家具是歐洲和北美洲的豪宅、歷史博物館的共同特點，以其優雅的工藝、異國情調以及可加工木材備受推崇。然而這種熱帶雨林木材的貿易，在17 世紀至19 世紀間受到歐美日益增長的需求和渴望利益的商人的推動，涉入「伐木幫派」剝削下的非洲奴隸勞動，見證了從加勒比海古巴島嶼到中美洲洪都拉斯海岸地區熱帶森林「大收割」後整個生態系的崩潰潮。

「森林產業化」的情況不久後也在菲律賓發生，並在美國的帝國主義取代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開始確認自己到底可以從當地森林景觀中提取多少財富後強化。因此從1898 年到20 世紀中葉，美國人使用鐵路和機器構成的「移動伐木」產業，開始為了滿足日本、中國、北美和歐洲的木材需求，不分青紅皂白地砍伐各種低質量硬木。

森林砍伐除了能獲得有用的木材，也釋出土地轉為更有利可圖的用途。在澳洲，從19 世紀開始，就有歐洲定居者推動的牛羊畜牧業在澳洲大陸上密集擴張。到了2010 年，澳洲已成為世界第三大乳製品出口國。在19世紀末至20 世紀初，隨著全球和各地對動物產品的需求不斷成長，尤其是來自歐洲和澳洲其他地區的需求，澳洲原有的「濕地邊界」大多在大英帝國的聯繫下遭到清除。

在預期森林茂密地區下方有較肥沃的土壤下，大型土地所有者與租用合約的小農，也開始對昆士蘭地區的亞熱帶尤加利森林和潮濕雨林進行大規模的森林清理，特別是亞瑟頓高原。然而，農民發現的往往通常是貧瘠的放牧地或濕地，有不可避免的水土流失問題，加上要從偏遠地區出口乳製品著實不易，又受到政府控管和全球價格的擺布，最終甚至危及生存。此外，這些熱帶森林景觀的原住民傳統地主如吉巴爾人，遭到謀殺和強迫遷移的方式不但不人道，也導致生態知識和傳統土地管理制受到壓制，如我們將在第十三章看見的，這些至今仍威脅該地區的生物群落。這些例子都只觸及越發嚴重的熱帶地區森林砍伐和土地轉換問題的表面而已，背後根源則是政府、土地所有者和企業最大化成長下區域和全球市場生產和消費的企圖。

新的全球資本和產品的流通，以及對熱帶土地轉換的需求，也持續為生活在熱帶的勞動力和移民帶來壓力。廢除奴隸制並不代表所有奴隸主都加入了廢除行列，即使已正式廢除奴隸制，大英帝國領土內被奴役的非洲人仍可能被迫加入多年的「學徒期」，進行長時間的無薪工作。當這種作法最終在1838 年被勒令停止時，地主便轉移他處尋找勞動力。19 世紀初期，來自南中國和太平洋島嶼熱帶地區成千上萬的人，被迫簽訂等同於奴隸制的合約。他們被運往祕魯從事可能致命的鳥糞業，為歐洲的「農業革命」提供肥沃土壤。

殖民史

從19 世紀初期到20 世紀初期，歷史紀錄載明有超過150 萬名來自印度南部的勞工，移居到加勒比海、南非、印度洋島嶼（如留尼旺島、模里西斯和斯里蘭卡）、緬甸和斐濟等地的英國、法國和荷蘭殖民地種植園。儘管構成這種體系基礎的「奴役契約」表面上是自願簽訂，但經常是來自印度種姓制度中社會地位低下的那群人，他們的工作條件惡劣，並且常常受到嚴重脅迫。以斯里蘭卡為例，由於當地的僧伽羅農民拒絕工作，去到高地的英國茶園工作、講泰米爾語的印度勞工受到惡劣對待，導致這個熱帶島嶼發生前所未有的種族衝突。

德國殖民史中一個經常被遺忘的部分，是它曾在1863 年至1919 年間，從所羅門群島、新幾內亞、班克斯和托雷斯群島等地，把將近20 萬名契約勞工送到種植園，或是作為在包括澳洲、斐濟、薩摩亞、新喀里多尼亞和新幾內亞等地區勞動。這些移工當中有近1/4 的人在合約期限內死亡。移民的中國投資者、土地所有者和移工，構成了20 世紀東南亞部分地區橡膠種植的主力。

19 世紀後期，義大利勞工遷移到巴西的咖啡種植園。20 世紀初期，菲律賓移工到夏威夷採摘水果，為熱帶國家勞動力的輸出市場形成開端。該國8500 萬人口中有超過1000 萬在國外生活和工作，在這過程中經常面臨嚴重的歧視。雖然這份清單一定無法涵蓋在全球對生產、資本和消費不斷增加的需求下，自願遷移或被迫搬遷的所有個人、家庭和社區，但它確實說明這些過程的規模，直到今日仍在熱帶地區內外的人口和文化僑民中留下難以抹滅的印記。

※本文摘自《叢林：關於地球生命與人類文明的大歷史》，鷹出版。

作者簡介

派區克•羅勃茲 Patrick Roberts

馬克斯普朗克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的W2研究組組長。是國家地理探險家，並因其對人類演化的研究獲得到無數獎項，其中包括一百五十萬歐元的歐洲研究委員會啟動贈款。住在德國耶拿。

譯者簡介

吳國慶

中興大學外文系，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畢業。曾任Hi-Fi Choice國際中文版副總編輯、《潮人物雜誌》美劇專欄作家，現任醒吾科大商業設計系講師。譯有《天天都是自然課》《自然界的設計力》《我們為何吃太多？全新的食慾科學與現代節食迷思》《每具屍體都會留下痕跡：微物證據會說話，鑑識生態學家帶你進入案發現場》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