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最初發現於武漢（但是否源自武漢則尚不清楚），對此我不會覺得很意外。當地顯然將受到巨大的衝擊，而因為武漢是重要的生產中心，此事很可能將波及全球經濟（但我不知道影響會有多大）。最大的問題是病毒可能如何傳染和擴散，以及疫情將持續多久（直到出現有效的疫苗）。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日益全球化的問題之一，是我們幾乎不可能阻止新疾病在國際間快速傳播。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連結的世界裡，幾乎人人都旅行。疾病傳播擴散可利用的人類網絡是巨大和開放的。就經濟和人口而言，此次病毒流行可能擾亂世界秩序一年或更久。

雖然最初消息傳出時，全球股市應聲下跌，但令人驚訝的是，在隨後一個月或更長一點的時間裡，市場創下新高。新聞似乎告訴大家，除了中國，所有地方一切如常。人們似乎認為世界將經歷SARS的重演，而當年SARS疫情很快就控制住，對全球的影響也不大，雖然其死亡率很高，而且曾在金融市場造成事後看來不必要的恐慌。新型冠狀病毒出現時，世人的主要反應是將它說成是SARS的翻版，因此不必恐慌。病毒在中國肆虐，當局迅速以冷酷的手段控制其影響，此一事實也導致其他國家錯誤地視問題為「那邊」發生的事，因此眼不見為淨（但世界某些地區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反華仇外跡象）。疫情使原本非常成功的中國經濟成長受挫，甚至使川普政府裡面的一些人幸災樂禍。但是，涉及武漢的全球生產鏈中斷的故事開始流傳。人們基本上忽視這些消息，或認為問題僅限於特定產品線或公司（例如蘋果）。資產貶值是局部和特殊的，不是系統性的。消費需求萎縮的跡象也遭忽視，雖然麥當勞和星巴克等公司在中國有重大業務，必須暫停當地的業務運作。疫情爆發適逢農曆新年，掩飾了整個一月份的疫情衝擊。這種自滿的反應犯了嚴重的錯誤。

病毒在國際間傳播的消息，最初是局部和偶發的，比較受關注的是韓國和伊朗一些地方的嚴重爆發。第一波激烈反應是義大利疫情觸發的。股市從二月中開始崩跌，隨後有些震盪，但到了三月中，全球股票市值已經萎縮近百分之三十。感染病例指數式增加引發一連串反應，而這些反應往往不連貫，有時甚至是驚慌失措的。面對瘟疫導致許多人染病和死亡的威脅，川普總統擺出無能為力的姿態。當局的一些反應相當奇怪。例如面對病毒威脅，聯邦準備理事會降息就顯得古怪，即使人們認識到此舉是為了減輕市場所受的衝擊，不是為了遏止病毒傳播。

幾乎所有地方的公共部門和醫療體系都頓時陷入資源不足的困境。在北美、南美和歐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大眾變得非常脆弱，未能做好面對這種公共衛生危機的準備，雖然在此之前，SARS和伊波拉病毒驚嚇就已經提供了大量警告，以及有關我們應該做什麼的有力教訓。在所謂「文明」世界的許多地區，地方政府和區域／國家當局總是構成因應這種公共衛生緊急狀況的第一道防線，但因為政府為了減稅和補貼企業與有錢人而執行緊縮政策，這個第一道防線經費不足。信奉統合主義（corporatism）的大藥廠對無利可圖的傳染病研究幾乎完全沒興趣（例如對一九六○年代以來廣為人知的整個冠狀病毒類別就是這樣）。大藥廠極少投資在疾病預防上。它們對投資於公共衛生危機的應對準備工作沒什麼興趣。它們喜歡開發治療方法。我們病得越重，大藥廠賺得越多。預防疾病對藥廠的股東價值沒有幫助，甚至可能有害。應用於公共衛生服務的商業模式消除了緊急情況下需要的額外應對能力。疾病預防工作甚至因為不夠吸引人，無法採用公私合夥模式。川普總統之前削減了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預算，並解散了國家安全會議中的流行病工作組，就像他削減所有研究經費那樣（包括氣候變遷方面的研究）。如果我想做擬人化比喻，我會說新型冠狀病毒是大自然對四十多年來不受管制的新自由主義開發主義的粗暴虐待所做的報復。

或許正因如此，至今為止，新自由主義程度最低的國家，例如中國、韓國、臺灣和新加坡，抗疫表現好過義大利，雖然伊朗的情況提供了一個反例。雖然許多證據顯示，當年中國處理SARS表現拙劣，起初一再掩飾和否認問題，但這一次習近平主席指示當局公開疫情和檢測工作的情況，就像韓國那樣。儘管如此，中國還是損失了寶貴的時間（短短數天就有天壤之別）。但在中國，值得注意的是當局將疫情控制在以武漢為中心的湖北省。疫情沒有快速地向北京、向西部或南部擴散。到了三月底，中國宣布湖北已經沒有新病例，而Volvo公司宣布，其汽車生產正恢復正常，儘管中國以外的全球汽車業正在停產。中國當局為了防止病毒擴散至湖北以外的地區，採取全面的措施限制各種活動（這是必要的）。因為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這些措施很難照搬到其他地方。來自中國的報導顯示，當局的政策和對待人民的方式一點也不體貼。此外，中國和新加坡運用它們監控個人行為的能力，去到不容分說、侵犯人權的地步。但整體而言，這些措施似乎非常有效，雖然預測模型顯示，如果當局提早幾天展開抗疫行動，許多死亡案例有望避免。這一點很重要：任何指數式成長過程都有一個拐點，一旦越過，規模擴大的情況就會完全失控（我們在此又看到規模相對於變化率的重要性）。川普在抗疫方面浪費了許多個星期的時間，這幾乎肯定將造成重大的人命損失。

在世界各地，這場瘟疫的經濟影響如今正在失控。經由企業的價值鏈和某些產業造成的破壞，證實比人們原本所想的更系統性和重大。長期的影響可能是導致供應鏈縮短或分散，同時轉向勞力密集程度較低的生產方式（對就業有重大影響），以及變得更依賴人工智慧生產系統。生產鏈中斷將導致企業裁員或強迫員工休無薪假，而對原料的需求將導致生產性消費減少。需求面受到的這些影響本身就至少將導致經濟溫和衰退。

但最大的弱點是在其他地方。二○○七至二○○八年之後爆發的一些消費模式已經崩潰，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這些消費模式的基礎是盡可能提高消費的週轉速度。投資湧入這種消費模式，與利用這些快速週轉的消費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指數式增加的資本有極大的關係。國際旅遊業就是此中典型。二○一○至二○一八年間，國際旅行人次從八億增加至十四億。這種即時的「體驗式」消費方式要求我們在機場和航空業、飯店和餐飲業、主題樂園和文化活動等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這個資本積累領域如今死氣沉沉，航空公司瀕臨破產，飯店空空如也，餐旅業的大規模失業問題迫在眉睫。外出就餐不再明智，許多地方的餐廳和酒吧都已關閉，連買外賣都似乎有風險。參與零工經濟或從事其他形式的不穩定工作的大量勞工正失去工作，而且沒有明確的經濟來源。大量活動遭取消，包括文化節、足球和籃球比賽、音樂會、商業和專業會議，甚至是與選舉有關的政治集會。這些「基於事件」的體驗式消費已經無法運作。地方政府的收入崩跌。大學和其他學校也關門。

在當前情況下，當代資本主義消費的尖端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無法運作的。驅動我們邁向高茲所講的「補償型消費主義」的力量已經減弱（在補償型消費主義中，疏離異化的勞工據稱可以靠陽光海灘度假行程重振精神）。

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有百分之七十或甚至百分之八十仰賴消費。過去四十年裡，消費者的信心和情緒已經成為動員有效需求的關鍵因素，而資本也越來越仰賴需求和需要驅動。這種經濟能量的來源一直不曾劇烈波動（只有少數例外，例如冰島火山爆發導致跨大西洋航班停擺十來天）。但這場冠狀病毒瘟疫並非造成劇烈波動，而是導致對最富裕國家非常重要的消費模式崩潰。在世界各地，螺旋式的無止境資本積累正向內崩塌。唯一能救它的是在政府資助和鼓勵下，憑空創造出熱烈的大眾消費。在美國，這涉及將整個經濟體社會主義化，但並不稱之為社會主義。無論發生什麼事，大眾對政府是否需要擁有廣泛權力的普遍懷疑已經平息，而人們正更廣泛認識到好政府與壞政府的差別。事實證明，政府屈從於債權人和金融業者的利益（就像二○○七至二○○八年以來那樣）是很不好的事，甚至對金融業者來說也是。

有一種方便的說法聲稱傳染病不理會階級或其他社會壁壘和界限。一如許多此類說法，這話有一定的道理。在十九世紀的霍亂疫情中，傳染病確實超越階級壁壘，結果催生了一場後來專業化的公共衛生和健康運動，持續至今。這場運動是為了保護所有人，抑或只是為了保護上層階級，並非總是很清楚。但在今天，顯著有別的階級和社會效應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經濟和社會影響受隨處可見的「習慣性」歧視左右。首先，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料將負責照顧越來越多病人的勞動力往往具有非常顯著的性別、種族和族群特徵，一如機場和其他物流部門常見的基於階級的勞動力。這個「新勞工階級」站在最前線，首當其衝，必須投入染疫風險最高的工作，又或者在沒有資源可以仰賴的情況下，因為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而失業。誰可以在家工作、誰不可以，也是一個問題。這使社會界線變得更分明，而在染疫或可能染疫的情況下，誰有能力承受隔離的代價也是這樣。一如我將尼加拉瓜（一九七二年）和墨西哥城（一九八五年）的地震稱為「階級地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也呈現階級化、性別化和種族化流行病的所有特徵。雖然當局很方便地以「同舟共濟」之類的辭令宣傳抗疫努力，但實際做法藏著比較險惡的動機，國家政府的做法尤其如此。美國當代勞工階級（主要由黑人、拉美裔和受薪女性構成）面臨可怕的選擇：以照顧病人和維持必要服務（例如超市）的名義投入工作，承受染疫風險，又或者在沒有福利（例如足夠的醫療保險）的情況下失業。受薪人員（例如我）在家工作，一如往常領取工資，企業最高層則乘坐私人飛機和直升機到處飛。

※本書擷取自《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

作者簡介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學者之一，都市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論家，獲《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譽為「20世紀後期影響力最大的地理學家之一」，目前是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人類學和地球與環境科學傑出教授。著作等身，包括《資本思維的瘋狂矛盾》、《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和《新自由主義簡史》。

譯者簡介

許瑞宋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大衛‧哈維著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和《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近期譯作有《大逆轉：金融擴張如何推升不平等》和《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http://victranslates‧blogspoT.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