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使香港的民情民意出現大轉折：過去對政治冷漠，面對主權轉移的無奈，或移民、或買外國護照作保險、或消極「等死」的香港人，因北京學生爭民主並獲各界支援的電視畫面，而激發起對中國走向民主的期待，從而大規模去關心中國政治事態。六四改變了許多香港人從逃避轉為面對現實，積極參與支援中國民主或聯合中國民主派抗共的行動。
 

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我最記得那一年5月20日風暴襲港，八號風球高懸，狂風暴雨下，常態是交通停頓，街道極少人行走，但香港卻有四萬人冒著大風雨走上街頭遊行。只因為前一晚李鵬在電視殺氣騰騰的講話，楊尚昆宣布軍隊入城，接著頒布戒嚴令，封鎖新聞，香港人不顧風雨上街。

在八號風球下，我接受兩家電視台訪問，就是在那時說出「關起門來打狗」這句話。次日颱風過去，激發了一百萬人的大遊行，遊行隊伍到跑馬地馬場集合，在那裡宣布成立「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5月27日，香港演藝界總動員，舉辦了「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

接著是六四屠城。香港人不分左右同聲譴責，傳統左派、中資直屬機構，《大公》《文匯》，新華社員工都走上街頭，並在報紙刊登廣告譴責屠殺。跟著是秘密展開救援民運人士的「黃雀行動」。

正如抗日戰爭的悲憤激發起中國人包括香港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一樣，八九民運絕食學生及支援者的命運，和中國的暴政，也激發起香港大部分人悲憤的民族感情。這是香港市民的感情和思想轉變的意識基礎。

更重要的意識是出於自救心態：「抗暴政、救中國從而可以救香港」。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被迫接受，越來越近的香港主權轉移的無奈，加上那幾年在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對聯合聲明附件一，從市民權利最大化向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修正，中國背棄承諾，令香港人對前景越來越悲觀。中國民主運動的突然奮起，燃起了對未來宗主國從專權政治邁向民主的希望：這可能是香港未來的出路。

也有一些是出自香港「聰明人」的押寶心態，尤其是中資機構的負責人，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他們看到中國各界包括黨政機關人士，紛紛走出來對北京學運聲援，認為中共的開明派最終會贏得權力，於是把賭注押在開明派身上。最明顯的例子是投靠中共、後來出任特首的梁振英，他先後七次在報紙刊登廣告，聲援學運和譴責北京政權鎮壓。後來他絕口不談六四，還在2011年表示鄧小平應該獲諾貝爾和平獎。

六四最流行的愛國歌曲是多年前為追悼在越戰中陣亡的解放軍戰士而作的《血染的風采》。最能夠表現香港人參與精神的，是在「民主歌聲獻中華」中緊急創作出來的《為自由》。而我最受觸動且數十年沒有忘記的詩句，就是寫在天安門廣場地下道牆上的《瘋女人》：

「中國/一箇殺死了自己兒子的父親/在這夜又凌辱他的女兒/中國/中國/一口活的棺材/我白白地陪葬了你們幾千年。」

「一口活的棺材」，抽象，含蓄，耐人尋味。多年後，我在中國網頁上讀到另一首無署名的詩，或可以作一註腳，詩題是《中國人的墓誌銘》：

「我們生在中國/我們葬在中國/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麼兩個/躺在裏面的/再也不必假裝死了/留在外面的/還要繼續假裝活着」。

詩人戴天在《九十年代》建議，在9月12日零時，即六四死難英靈的百日忌辰，家家戶戶，滅去電燈，在窗台上點起一枝蠟燭，以至於盡，以此來寄託我們刻骨銘心的痛惜。他又提議以後每年六四週年，都以這方式，抒發沉哀，時刻反思，「敬申吊於英靈，寄長懷於民主」。

1989年八月號，《九十年代》刊登了一向不涉政治題材的著名畫家林風眠的新作《噩夢》。那一期雜誌封面，我創造了一個新詞：「黑社會主義」，我為此撰文解釋，中國口口聲聲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實際上所實行的是「黑社會主義」。「黑社會主義」奉行黑社會邏輯：只講強權，不講規則，不講道理。暴力就是一切，強制就是道理。對於和平表達意見的學生，回應就是坦克和射殺。5月20日戒嚴前後，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一直呼籲召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掌軍權的大家長置若罔聞。人大委員長萬里，因為可能會公正主持會議，於是用槍桿子迫他留在上海，然後「請」一個已經退休、什麼職位也沒有的元老彭真來主持人大副委員長會議。最高法院院長，向下達戒嚴令的總理表忠，以示司法將忠誠為槍桿子服務。軍委主席掌黨政大權，可重組黨政最高層級的政治局常委，清除不聽話的常委，指定從上海找來一人當「核心」，並下令其他人「誰也不要不服氣」……。這一切像不像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邏輯？

一個人不論以前如何開明，一旦掌握了絕對權力，就會奉行黑社會主義，就會成為一個大怪物。活的「官財」，造就中國成為一口活的棺材！（失敗者回憶錄124）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