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鎮壓後，北京局勢沉寂了幾天，一廂情願的流言紛傳，比如「軍隊分裂」之類。到6月9日，鄧小平帶領一批已退休老人，連同李鵬等在熒幕亮相，為鎮壓民運的軍士「默哀」。香港人不知如何反應，一下子啞了，示威也少了。現實體現了尼克遜總統的名言：「儘管強權無法代替真理，但真理卻往往敵不過強權」。

「港人治港」的話題，改換成「港人救港」的討論。在一個由商界人士組成、名為「路」的聚會上，我認識了其後成為傳媒大亨的黎智英。他那時是服裝品牌佐丹奴的老闆，在八九民運期間免費送出數十萬件襯衫給香港遊行者，開始參與政治。各場座談中，面對八年後由一個殘民以逞的政權接管香港的前景，各人提到的出路有：以大規模示威促使英國拋棄轉移主權的中英聯合聲明；要求英國給予所有香港人以居英權；在澳洲或其他地方租一個島，建立香港的「衛星城市」；大力推動民主政制使九七後實現較有保障的「主權在民」；促請立法局通過「人權法案」……。

這些建議前三個都泡湯了。除了人權法案在1990年通過外，主導香港拒共潮流的人士，仍然以支持中國民主、推動香港民主政制為主流，儘管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破碎。原因之一是其他「出路」都不是操之在我，又或者難以喚起民眾響應；原因之二是在民運期間，不論是示威學生，還是支援的北京及各地人士，所表現出來的優良品德，使香港人對大陸人的觀感耳目一新，從而覺得中國仍然有希望。殊不知這只是一時現象。

我仍然奔波忙碌。去了台灣演講後，八月又應邀去了加拿大和美國，演講和訪問一些流亡的大陸民運人士。接著來到中共建政四十週年，應日本NHK 電視台邀約，去東京參加一個美、日、港三人座談會，探討中國路向。

10月2日我在《信報》專欄寫關於中共建政四十年的文章，開頭引用北京大學大字報無署名的詩句：

「我剛懂事時就愛上了你，/你是世上最好的女人。/而昨夜的風，/吹掉了你溫情的面紗，/露出一張/四十歲女人/奇形怪狀的臉……。」

這首詩引起我的共鳴。北大學生「剛懂事」，正是我的青年時期。那時候，常讀到把祖國比作母親。而我也曾經用愛母親的感情愛祖國：她是最好的國度，山川壯麗，地大物博，年輕而富朝氣，欣欣向榮。我認同詩人魏巍的句子：「祖國啊，你是一切神聖美麗東西的總稱」！儘管這種感情幼稚，卻是那麼單純、真誠。所有五、六十年代有過強烈愛國傾向的年輕人，對這種單純的感情應不陌生。

然後，我們看到甚而許多人經歷過一連串政治運動的腥風血雨。但是對香港和海外未知真相的人，這女人還罩著一層溫情的面紗。六四凌晨北京四處噴灑的鮮血，濃烈不散的狂野腥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溫情面紗吹掉了，露出的一張臉，是中共國四十歲的臉：「奇形怪狀」。

為什麼說「奇形怪狀」？你看那生態環境，你看那城市面貌，你看那人間社會，你看那國民素質，你看那混亂秩序，你看那人際關係，你看那紛亂的價值標準，你看那普遍的道德面貌，你看那人格尊嚴……，我們怎麼能稱之為「世上最好的女人」？我們甚至不能用「醜」來形容，最恰當的形容詞就是「奇形怪狀」。有人說，「女人四十一枝花」。即使不是花般美，哪怕是醜也沒有關係，因為長得醜也可以透出善良和溫淳。但醜臉再用上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做化妝術，就奇形怪狀了。

我也曾經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但面紗吹走了，臉上沾滿屠刀血污的化妝，還會愛她嗎？

許多人說，六四使他們把愛國與愛黨清楚分割了。政權醜惡，但人民可愛，土地可愛，中國文化可愛。林毓生教授在六四後說：民運期間，中國一些最好的東西也出現了，比如學生自己管自己，在大遊行中北京人的謙讓、禮貌又恢復了，學生們的使命感、忘我精神再現，這是多大的資源呀！共產黨只要稍微轉個彎，這些資源就被它用上了。不但不會影響政權，還會增加政權的合法性。但中共沒有用，而且把它破壞掉，把最落後的暴力主義當作它的本錢。

暴力主義、權力至上破壞了一切，人民、土地在極權暴力下，唯有「向權看」才能存活，才有「錢途」。於是，人民、土地，以至除了傳統文化之外的日常文化，也不可愛，也變得奇形怪狀了。六四時天安門地下道的另一首無署名的詩寫道：

「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報紙/與建立在灰燼之上的長城是同一的；/文質彬彬的學者/不願下葬的老人/與那些滿不在乎的青年是同一的。」

是同一的。是共業的。四十週年後，暴力主義傳統又繼續橫行了三十多年。林教授所說民運期間一度是「最好的東西」，再也喚不回來了。（失敗者回憶錄125）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