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後，中共在大家長鄧小平的獨斷下，改組了領導層。對香港最大的動作就是撤換了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而許就在1990年4月30日從深圳經香港出走美國。

許家屯到美國後不久，有兩位中共高層的第二代，被介紹來找我，向我爆料指許家屯出走的幕後原因，就是捲入了中共最高層權力鬥爭，而他的捲入，又同他在香港的工作有關。我據此寫了一篇詳細的報導。兩年後我在洛杉磯見到許家屯，他確認了報導的事實，還問我這消息是怎麼得到的。我當然不會向他或任何人透露消息來源。

這個幕後故事，使我對中共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也影響我日後的人生選擇。

歷來香港新華社（即現在的中聯辦），都由副部級擔任第一把手，屬中共廣東省委領導。許家屯來香港前，是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屬「正部級」，直屬中央。更因為他派來香港，處於兩個關鍵時期：一是中英談判和《基本法》制訂，二是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需要香港的投資。因此他需要也能夠接觸政治局常委這個最高層級，包括國家主席兼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他都與他們有工作關係，可以直接找他們見面談話。比較其他省委書記，更顯重要。

外傳許家屯與鄧小平關係密切，則非事實。據爆料者說，鄧小平作風相當嚴厲，所有人在他面前都很注意分寸，沒有人敢主動闡述自己意見，通常都是向他匯報工作，聽他指示。只有在他偶爾問到有什麼意見時，才會謹慎地說幾句。對於許家屯這一級，鄧不會問意見，他只會問胡耀邦、趙紫陽、楊尚昆這一級。

民運發生之初的權爭關鍵點，在4月23至30日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李鵬暫時主持中央工作，向鄧小平匯報時，迎合鄧兩年前反自由化把胡耀邦撤換的觀念，將學生的訴求說成是少數人搞動亂，從而使鄧小平在4月25日對民運下達一個「極少數人搞動亂」的定性。接著2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宣揚鄧的指示。由此激起27日學生發動20萬人示威遊行，連同參與的北京民眾，人數超過百萬。但北京的傳媒沒有報導這次示威。李鵬向鄧小平匯報，就說示威人數有三萬。鄧小平更認定是「極少數人搞動亂」。

倘若趙紫陽沒有去朝鮮，可能就會只有他向鄧小平匯報，事情的發展就不一樣了。趙在30日回國後，看到「內部消息」說有三萬人示威，即表示懷疑：「七、八萬軍警，為什麼擋不住三萬學生？」

趙紫陽回國第二天，即與來北京的許家屯會面。許向他匯報了香港人和傳媒的反應，更帶來了香港電視台拍下的4.27 北京示威的錄影帶：上百萬人的場面，加上示威者的和平、有秩序，連人都變得和善了。許家屯也談了他對這次學運的基本看法。這看法其後就反映到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的講話中。即：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和要求中共「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的合理性；所謂「極少數」不是指學生，而是可能有企圖利用學生的「極少數人」；對學生的合理要求，應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政治改革來解決；最重要的，是以理性和協商的對話，來處理學生遊行示威的訴求，意思就是不會鎮壓。

許、趙當時認為，雖有鄧小平的講話在前，但鄧的結論基於假情報，所以是可以被說服而改變的。他們先與楊尚昆溝通。楊與鄧同鄉又同輩，又很隨和。在許家屯提出的證據面前，他果然贊同許趙的意見，並答應去說服鄧小平。與此同時，趙紫陽又取得政治局和書記處絕大多數人的同意。當時除了李鵬外，只有姚依林較接近用強硬手段，連北京市委李錫銘和陳希同，也不完全同意鎮壓。

有了楊尚昆作出說服鄧小平的承諾，趙紫陽才敢於提出五四週年的講話。許家屯回港說「我的意見就是總書記的意見」，香港左報採取傾向學生的輿論方向，中共工委放手讓中資機構員工上街遊行。

爆料人說，至今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楊尚昆最終無法實現他的承諾。很可能他見鄧時，根本無法開口，在他說出自己的意見之前，鄧已經先入為主地下命令要來「硬」的了。鄧當時可能有點衝動：我幾百萬軍隊都帶過，還在乎你這一點點學生？

六四鎮壓，許家屯大吃一驚。而他在北京與趙紫陽的談話，及帶去的錄影帶，就成為捲入高層權爭的主要因素。中共高層權力重組，他被解職，使他感到在大陸處境堪虞，這是促成他出走的原因。

這故事使我認識到中共國一人獨斷、毫無轉寰餘地的可悲真相。身處北京的高層，對當地發生的事情竟懵然不知，要由香港帶去的錄影帶才看到事實。而即使看到事實，面對大家長的固執，眾高層也無能為力。

我再次警覺：保住香港，保住新聞自由，是如何重要。（失敗者回憶錄126）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