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令人不安、悲慘的時間，在國際舞台上又發生了些什麼？世界大國的領袖們，與我們一起結束冷戰的夥伴們，對八月政變和隨後的事件如何反應？

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在十月底告訴我：他們譴責政變，儘管其中有些人起初有片刻的「外交猶豫」，甚至準備一旦政變者獲勝，就順從「既成事實」。

我沒有不信任這位傑出政治家的理由。在他領導下，西班牙在短時間內穩定地民主轉型，達到高速的經濟成長，成為歐洲統合的顯著參與者，並在世界政治中有一定聲量。在我的合作夥伴中，他是最有趣的對話者之一。

他是社會黨人，其信仰和價值觀為社會民主主義，也是技巧嫻熟、身段柔軟靈活的政治家。或許這就是在西班牙巨變階段，他能擔任超過十二年政府首腦的祕訣。

十一月二日，我刻不容緩地返回莫斯科會見葉爾辛，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該是時候進行一場真漢子的對談。我直接挑明告訴他我對演講內容的不滿。

「你對政策改弦更張，棄所有協議於不顧」，我說，「若是這樣，蘇聯國務院和經濟協議都失去意義了。你是不是等不及要獨攬大權？如果你是這麼打算──我可以告訴你和其他領導人：我讓你們獨立了，以後就照你們所想的過生活吧，你們也不再需要聯盟了，開除我吧。但你們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葉爾辛辯稱自己一言九鼎，不會改變政策。可是，他也毫不尷尬地要求裁撤外交部工作人員。在其他方面，他倒是願意退讓，答應未來行動會更加謹慎。最重要的是，要協調一致，但他沒有留下任何「保證」。

十一月四日的國務院會議，我決定繼續相同話題的對話。葉爾辛刻意遲到十五分鐘，炫耀他的獨立性和對夥伴們的不尊重。我不想等他，當著電視新聞記者的面，我決定敲響警鐘：在最棘手的情況下，我們還在處理本來不用做的事。國家正在窒息，而國務院意見分歧。

我們需要克服躊躇，行動果斷。為了儘快締結條約，我們需要加盟共和國齊心協力，這與蘇聯的命運息息相關。我們已經在考慮如何安排聯盟機關──例如外交部、內政部、國防部等等，但國家內部的關鍵問題沒有解決，我們也無法處理經濟問題。

我也對國務院同僚提及馬德里對談，所幸在國務院會議上攤開這些尖銳問題的心血沒有白費。葉爾辛被迫正式同意修正《新聯盟條約》，並在下次會議上簽署。

當時外國領袖比俄羅斯總統、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知識分子和公民更擔心蘇聯命運──這種痛苦的感覺讓我刻骨銘心。隨後在十二月初，在明斯克舉行的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袖會議，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背叛。

令人大吃一驚的是，「別洛韋日三領袖」在簽署「解體」文件後，第一個致電的不是蘇聯總統，而是美國總統布希。正如舒什克維奇告訴我的，「布希支持這件事」。

*本文摘自《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蜕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好優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
（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至今）

前蘇聯政治領袖、一九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歷任蘇聯最高領導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唯一一任民選總統。在職期間推行蘇聯民主化與市場經濟，並與西方領袖諸如：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梅傑（John Major）以及法國前總理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等西方重要人物一同推動結束冷戰，且退出東歐勢力範圍，默許兩德統一；蘇聯與中共交惡長達卅年的緊張關係，亦於其任內趨緩。

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伊始，即在蘇聯內部大力推動各項開放改革政策，但蘇聯卻也於其在職的六年的九個多月中，隨改革深化而弱化，經冷戰終結而解體，十五個加盟國先後獨立，戈巴契夫無力回天黯然下野。

儘管如此，戈巴契夫為蘇聯所播下的和平種籽，在多年後仍持續在歐洲、甚至世界政局上發揮其正面影響力。卸下總統職務後，創辦戈巴契夫基金會及國際綠十字會，致力世界和平及環保工作。著有《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蜕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廿世紀的精神教訓》（與池田大作對談錄）《新俄羅斯》等書。戈巴契夫亦為現今為數不多，仍在世的冷戰時期國家級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