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第三腳」

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中國表面上不派幹部來港，但治港的港人都由北京控制，港人治港變得有名無實。

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

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的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國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

鍾士元上身微傾，語氣急切地說著「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的「三個擔心」。茶几對面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兩腿交疊，背靠沙發，才一聽完，就忙不迭地指責「香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信任」。

這一幕發生在1984 年6 月23 號上午十點。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四川廳接待鍾士元、鄧蓮如、利國偉三位香港議員。鍾士元當時是港英政府職位最高的華人，1980 年代討論香港前途時，他不僅拜會中方，也遊說英方，要求決定香港前途時要納入香港市民的意見。在英國國會，議員譏諷他的議員身分「不是香港人選出來的」，他反脣相譏：「難道你是香港人選出來的？」

面對三位訪客，鄧小平一開口就只「歡迎」他們「以個人身分到北京走走」，這是刻意無視鍾士元三人的議員身分。對於他們的訴求，鄧一句話就定了調：「過去所謂三腳櫈，沒有三腳，只有兩腳。」

在1980年代談論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常見「三腳櫈」這樣的比喻。意思是期望決定九七後的香港前途時，能由中國、英國和香港市民三方共同參與。但鄧小平一句話就把期望打回原形：香港前途，只能由北京和倫敦的政客來決定，香港市民無權參與。

在回憶錄裡，鍾士元說他當下的感覺，是鄧小平正用中國傳統決定子女婚姻的「盲婚制度」，來決定香港的政治前途。他當年的主張：「（中英）談判結果要交給我們( 香港市民) 自決」，如今已是觸犯《港區國安法》的重罪。

鄧小平一句話：香港前途，只能由北京和倫敦的政客來決定，香港市民無權參與。決定了香港命運。（美聯社）

抗爭的發生、茁壯和質變

借用前述對話中的比喻。自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以來，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訴求，就是「第三支腳意識」的萌發和成長。而2019年下半由「反修例」（反對修訂《逃犯條例》）所激發、遍及全香港的民權運動，正是對中、英兩強——特別是中國對所謂「香港前途」的強行定義和鋪排——所發出的最激烈衝擊。

《逆天抗命》描寫的主軸鎖定在2019年下半到2020年的反修例抗爭運動，作者韋安仕（Stephen Vines）明確地認定「香港本土化」就是抗爭運動的精神內涵：

2019 年至2020 年這場民主運動的核心價值，無疑就是香港的本土身分認同。 雖然本土認同的茁壯成長其實早已持續多年，可是在起義之後才進化成清晰的集體意識，成為重大的政治議題。

韋安仕的觀察是精準的。但如果將觀察的時間軸再拉長一點，卻可以發現「本土化」和香港民主運動之間，並非自始就是理所當然的結盟關係。甚至到2016 年前後，在一部分主流民主派的論述裡，「本土意識」仍是推進「民主化」的障礙。這一派論述簡而言之「反中共不反中國」，他們認為香港的前途仍然寄望在中國政治的改良，甚至走向民主自由。為了香港的未來，港人應該努力拉動、催化中國的民主進程，而不該自絕於「中國人」的身分之外。

前述這一套理念，被稱為「大中華」，或者被人再加一個廣東話裡不雅的字尾：「大中華『膠』」。

2008 年北京奧運曾經在香港帶動一波愛國及民族主義的高潮。一份民調顯示，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和「廣義中國人」的比例達到六成；另一份針對18∼30 歲年輕人的調查，四成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到了2014年，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只剩一成出頭。

如果說發生在2016 年春節的「旺角騷亂」，讓持「本土」立場的民主派開始受到關注；那北京和港府對2018年「 雨傘運動」的鎮壓，就是讓香港年輕一代把「本土」和「民主」熔為一爐最決定性的力量。

以後見之明來看：2014 年訴求「愛與和平」、「非暴力抗爭」的「占領中環」運動，是北京／香港政府與多數香港市民共同平穩推進民主進程的最後機會。但極權統治者就是忍不住想當全拿的贏家，鎮壓一旦發動，包括擁有權力的人，都回不了頭。珍貴的歷史機遇一去不復返。

2008 年北京奧運曾經在香港帶動一波愛國及民族主義的高潮。(北京奧運宣傳海報)

為什麼放棄了祖宗家法？

極權體制下，人民的反抗是果而不是因。對抗意識的強與弱，是有權力者與市民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2018 年之前的香港與北京之間相對緩和的關係，來自於北京政府選擇對香港政治、社會體制「暫時容忍，與之並存」的政策：一國兩制。

「暫時容忍，與之並存」的政策可以一直上溯到1949 年，中共即將贏得國共內戰，取得全中國統治權時，產生了一個問題：要不要一鼓作氣，趁勢「收復香港」？中共元老周恩來在1951年曾經明白說道：「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1966年文革爆發，哪怕在香港的共產黨員發動「六七暴動」與之呼應，周恩來仍然堅持不讓文革擴散到香港。

這個一以貫之的政策，之後被歸納成「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個字。1978 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選擇深圳試點，延續了對香港的「打算」和「利用」。《逆天抗命》提綱挈領地列舉了在這七十年間，中國從香港這個窗口獲得的經濟利益：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0 年代容許海外投資後，香港企業家一直都是在中國創業的急先鋒。直到2010年年代末期，大陸仍然有約六成的外來直接投資源自香港。

中國借助香港這個口岸獲取了利益──不可諱言，香港也同步獲得了經濟成果──這是支持北京過去六十年對香港「暫時容忍，與之並存」政策的基礎結構。但為什麼到了習近平時代，周恩來訂定的「祖宗家法」就不再重要？

韋安仕非常準確地從這個角度，切入了習近平時代中共對港政策變與不變的關鍵。

1997 年主權移交時，差不多一半的中國海外貿易都必須透過香港進行。可是如今這個比率也收縮至少於12%。

中國本地和香港的總體經濟對比也起了極大的變化：

香港於1993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大約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27%。⋯⋯可是到2018 年，這個比例卻大約收縮至微弱的3%。

韋安仕沒有明言，但往下延伸他的觀點，可以說中國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加上二十年在世界貿易體系的運作，自身經濟發展的積累，使得香港這座「門戶」的重要性愈來愈低。再加上習近平上任之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種自信心爆棚的成套論述，使得中共中央愈發相信，一國兩制中對民主進程的政治承諾不必再理，鎮壓香港可以無所顧忌。

香港今日，孰令致之？

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抗爭無疑是北京治理香港的重大失敗，北京和香港政府究竟如何看待、描述這樣的失敗情境？韋安仕引用了《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作為代表，他在網誌批判香港的「極端資本主義」，也指責特區政府輕忽民生問題。

事實上，比胡錫進更有系統的，是建立在「深層次結構矛盾」這個概念上的一系列論述，其中大致包括幾個觀點：

‧香港經濟體制，充斥極端資本主義，以及關係裙帶下的腐敗。

‧由於分配嚴重不公，香港貧富差距嚴重，幾無發展機會的青年才會群起抗議。

‧香港的病態經濟體制，是英國殖民體制的遺留。

‧香港政治領導人和公務員鮮少意識到深層次矛盾問題，更無心改革。

‧香港經濟靠地產等少數產業拉動，高漲的地產價格讓青年無法安身立命。

持平來說，上述這些觀點並非全無解釋力。但它明顯是「選擇性究責」：把反送中抗議亂局的責任完全甩給香港特區政府官員，以及養成這批官員的文官體制。但簡單的事實被忽略了：讓民主和極權體制勉強並存的一國兩制，才是真正的「深層次矛盾」。即使明訂在《基本法》裡的「（特首、立法會議員）雙普選」，落實日程亦遙遙無期。最基本的「民主深化和實踐」的問題，被一整批親中的評論者刻意繞開。

但即使寫到這裡，韋安仕的論述還能開展更深一層。他非常精確地點出：

（中資企業）這些地產界的新軍來勢洶洶。…萬科集團、中國海外、世茂集團和保利置業等企業，在近年的土地拍賣場上積極投標。…在2016 和2017 年，中資企業時而獨自競投、時而與本地業界合作，總共投得全香港四成住宅用地，並付出65%的賣地成交金額。

在這一層問題揭開後，讀者就能進一步發覺，北京／香港建制派主流對反修例抗爭的論述，除了卸責給舊殖民者，更對中國政府引入的新殖民體制沉默不語。這比單純的選擇性批判更令人憤怒。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自信爆棚的成套論述，使得中共中央愈發相信鎮壓香港可以無所顧忌。（美聯社）

「如水一代」走向何處？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意外給了北京／香港政府一個終結反修例抗爭行動的理由。緊跟著《港區國安法》生效，香港的言論自由、輿論監督、民主倡議和社會運動能量瞬間凍結，相當數量追求自由、文明生活的港人移居海外。在政府鎮壓和市民出走的交互壓迫下，香港社會的能量幾乎降到主權移交以來的最低點。站在支持民主運動的立場，幾乎找不到還能樂觀的理由。

但回看台灣，甚至香港自身的社運歷史。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是在國民黨強力動員、ECFA過關幾乎成為定局的情況下，意外由一群年輕抗議者點燃，兩岸關係和馬英九政府的歷史定位都在這場意外引爆的運動後急轉直下。

在香港，2019 年前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其實是「占中九子」的審判。4月14日宣判，九名被告都被判有罪，戴耀廷、陳健民、邵家臻和黃浩銘四人即時入獄。回憶這個時刻，其實也有「太陽花前夕」相同的無力和「末世感」。那時沒有人會想到就在55 天後，香港會爆發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一場民權運動，時間長達半年。

無論是2014 年的太陽花，或者2019 年的反修例，爆發就像是場偶發事件，但點火之前，能量早已長年累積。在香港，「一國兩制」就是把冰塊與炭火放進同一只鍋子，力求自各自都不生變化。這樣的制度只在兩種條件下能維持：第一，北京自知權力還不夠大，願意委屈自己暫時妥協。或者，北京政府能夠長長久久地自我克制。但這兩項前提，沒有一樣經得起時間流轉的考驗。鍾士元在四十年前準確預測了今時今日的局面，因為作為老政治家，他懂得。2020 年之後，「如水一代」已經結成隊伍，他們也懂得了：「第三隻腳」不可能憑空長出來。行動有時會成功，有時會失敗。但只要制度不變，壓迫就一直會在；只要壓迫一直都在，反抗就不會停止。（本文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2018∼19年擔任香港《端傳媒》總編輯，親歷反修例運動。）

※文章摘自《逆天抗命：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推薦序／左岸文化出版／書籍作者韋安仕（Stephen Vines）是居住香港多年的外國記者，現已因政治環境因素返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