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諤諤直言，換得2千多個日子以來，只能在相距8千公里的迢遙異鄉，遠遠望著故里的父母、弟妹，徒自悲傷

華人首名CJFE國際新聞自由獎得主

3個月前，「加拿大記者言論自由協會」（Canadian Journalists for Free Expression, CJFE）首次將「國際新聞自由獎」（International Press Freedom Award）頒予華人，獲獎者長平（本名張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2008年起發表數篇農村政策、西藏問題、地方貪汙案等調查文章，一再觸動當局敏感神經，2010年被禁止在中國任何媒體發表文稿，隔年他轉戰香港創辦時政雜誌《陽光時務》，運營半年拿了「亞洲出版協會」四項新聞獎，但不久香港政府就拒絕發給工作簽證，他隨後以「訪問作家」身份流亡德國至今。

2016年3月，中國媒體人賈葭「突然」失蹤，長平在《德國之聲》專欄發文《賈葭失蹤，睜眼之罪》，評述賈葭失蹤案與當時一封《要求習近平同志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公開信有關，文章一出波及長平四川老家親人，父親、2個弟弟1個妹妹都被以「掃墓祭祖火苗涉嫌引發山林火災」原因，遭當地派出所傳喚約談，當時曾讓長平擔心得投書《紐約時報》撰文「我為何拒絕與中國政府交易」（Targeting Beyond China）呼籲國際輿論關注。

「那是我最後1次與家人聯繫」，長平近日接受《上報》越洋專訪，對至親遭「騷擾」過程歷歷在目，「員警曾短暫釋放大弟，欺騙他『只要與長平取得聯繫，就立即釋放被拘押的二弟』。但當大弟費盡思量終於與我聯繫，欲折返回去領二弟出來時，卻被更高級別國安人員帶走。」長平口氣憂心，「目前我仍不太瞭解他們狀況，我為此歉疚和難過，不願意他們因為跟我有聯繫成為人質。」

流亡緣始

流亡他國6年，長平第1次意識到「不能再回中國」是2011年初，「當時突尼西亞爆發『茉莉花革命』，有人在網上發帖號召全國各地擇日集會抗議，當局很緊張，開始抓捕大量異議知識份子、藝術家和維權律師。」當時人在香港浸會大學任訪問學者的長平，被人警告不要回去，「有個週末我去法國參加文化活動，員警『剛好』去調查我的家人，我明確感受不能再回中國。」

結束香港浸會大學訪問學者職務，長平滯留香港參與創辦《陽光時務》出任主編、同時申請工作簽證，「香港政府百般拖延，另一直催我回中國」，在馬來西亞、印尼和柬埔寨漂泊一小段時間後，長平重新聯繫先前已邀請他的德國「伯爾基金會」（德國知名智庫，以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命名），「當時本想繼續留在香港辦雜誌，對於前往德國躊躇猶豫，但簽證遲沒消息，我走投無路，終於從德國駐金邊（柬埔寨首都）大使館拿到簽證。」

近幾年，長平幫過不少國際媒體寫專欄，仍難免受制中國因素影響，如2015年港媒《南華早報》事件。

馬雲入主，專欄告停

「早在馬雲收購《南華早報》消息公佈前，評論版編輯和總編輯已分別來信，稱因資源、版面調整，專欄自此停止合作。」長平發現幾位長期批評北京的作家專欄也都同時被停，不僅如此，馬雲在收購案完成的香港年會發言更讓長平氣結，「馬雲在年會稱，大家都知道達賴喇嘛、法輪功在中國遭遇，但東方人最厲害的智慧就是『看見了假裝看不見』，我認為這些發言是對《南華早報》編輯、記者，以及整個東方新聞界的侮辱。」

對「媒體」的求真想像，或許可以從他待了4年（1998～2002）的《南方周末》看出端倪，仿如台灣近年出現不少調查性媒體，廣州周報《南方周末》當年也匯聚不少有理想的年輕記者，「《南方周末》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媒體理想國《南方周末》

長平解釋，上世紀八O年代以後，很多中國人開始期待社會更公正合理、開放文明，也同步意識「媒體」對形塑開放社會的重要角色。「但那時多數中國媒體仍很體制化，有理想的記者沒有出路，而《南方周末》在觀念、職業技能和市場方面都走得很前面，這些記者有的直接轉職投奔，有的記者就算沒親身加入，也給《南方周末》強力支援。」他把當時景況稱為「全國記者同辦1份報紙」。

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期間，長平很強調媒體「獨立性」，尤其好用人類學、社會學方法記錄中國社會轉型（如紀錄期長達10年的《這兒與那兒:中國轉型期基層調查》），同時學習外媒調查報導的處理手法。

當時，重慶市公安局長文強（後被薄熙來槍斃）辦了中國黑道悍匪張君，多數媒體盡做張君犯案過往回顧，想把官方「破關」的拘捕效應堆高，長平卻主導《南方周末》做反思性調查《張君案檢討 - 一個極端暴力集團的成長》，認為「張君」人物養成攸關農村政策未盡完善、農村青年沒有出路等問題，震怒地方政府、中共中央宣傳部，打擊《南方周末》做顛覆性報復，長平與江藝平、錢鋼等同仁也因此離開《南方周末》。

中國人的政治覺悟

做這類調查性報導，其實與一般中國人自小到大的「政治覺悟」違背，長平亦然。1997年他還在《成都商報》任編輯部主任時，碰上鄧小平逝世，第一件事告訴自己就是「這新聞不能亂搞」，「當時副總編輯成功搶到材料讓《成都商報》成為第1家報導鄧小平逝世的四川報紙，我還沾沾自喜。之後看了別家媒體，才發現引以為傲的欣喜，只是奴才的心思。」

長平以自身經歷的真實故事闡述何謂「中國人的政治覺悟」。

「以前看過1場兒童繪畫比賽，題目『我和媽媽』，朋友女兒剛好參賽，要我幫忙上網投票。」長平朋友女兒童趣盎然畫了寶寶趴在母親背上玩，票數只得中下，長平好奇點擊票數第1名作品，竟是幅畫著「北京天安門伸出兩隻大胳膊，左右摟抱香港、澳門。」

「那作者才5歲。」長平匪夷所思，「主辦者不是宣傳部門，也非學校等正式組織，只是民間繪畫班，比賽時程不是7月1號（中共建黨紀念日），評分者更無體制內人士，僅是孩子父母、親友與一般大眾，但卻出現這樣把『祖國』喻為母親的濫俗宣傳，從票數觀察，輿論更認為這畫立意高遠。」

拋棄政治覺悟代價匪淺

長平稱，他將「政治覺悟」涵括兩類，「一是相信當局種種宣傳，就像那幅兒童畫；一是『不相信但害怕犯錯誤』。」「我是八九（1989, 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年）一代，那代人大多對當局不滿，但是經歷過鎮壓不敢說出來。我後續轉做調查報導，是相信可依此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即便無法推動社會進步，身為人也應該繼續做正確的事情。」長平稱，像當年《南方周末》那樣拋棄「政治覺悟」的媒體並不多見，它也為此付出沉痛代價，引來宣傳部分長達十多年的不斷打壓，長平不少同事都遭到程度不一的報復對待。

離開《南方周末》多年，長平近日發現它已變調為黨的喉舌尤其可惜，「《南方周末》長年提倡司法獨立，多次發文力挺香港司法獨立，但2017年2月竟發表文章稱香港某樁獨立司法判決是『法治的惡例』，更鼓吹解決公職人員中國認同與香港認同問題。」

觀察媒體多年，對社群時代來臨，曾在專欄談論「實名制vs.匿名制」、「反智主義」等問題的長平，對「網路」能否影響中國民主化並不樂觀，相反的，他認為「網路」可能反成為中國運籌帷幄民心的工具。

網路民主在中國的質變

「在『阿拉伯革命』、『佔領華爾街』等案例中，最讚賞社交媒體的研究者，都把『網路』功能定義為『可方便動員人們上街』。但同樣故事拉到中國來，卻反被改寫成『以上網替代上街』，我的意思是，中國人民憤怒了，就上網去發洩，和網管鬥智鬥勇，第二天早上起來一看，不和諧的言論刪得一乾二淨，生活一切如常。」

長平認為，「網路」雖為民眾提供言論平臺，但統治者更有資源對它進行精細控制。「不說中國網路公司，即便微軟、Facebook等也與北京合作，無論他們有多漂亮的藉口，客觀上都説明中國政府進行網路控制。」但為何微博、微信等個人社交媒體受到嚴格監控，中國仍有數億用戶，長平說「這是『羊群效應』。」

羊群效應

「為什麼羊群不怕狼監控？因為羊群一方面明白狼的監控無所不在、無可遁逃，一方面羊群也樂於『被監控』，讓狼看看自己沒有二心，這對羊群自身而言似乎更保安全。但羊群不知道的是，狼最喜歡吃的，可能就是溫順可欺的羊。」

對中國媒體時常鼓吹「用自由換一點安全」說法，長平認為毫無理律，「眼光拉長遠看，自由是安全的保障。所謂『用自由換安全』，等於把自己交到綁匪手裡。況言之，這只是虛假命題，因為多數中國人民沒有選擇的自由，更別說反過來選擇『以安全換自由』（類似美國持槍權爭論）。多數中國人民處境是『既不自由，也不安全』。」

中國匱乏論

看著中國經濟體規模日趨強盛，長平語氣盡顯慨歎，「如今的中國究竟還缺少什麼？沒有自由，什麼都缺。沒有無毒奶粉，沒有無污染空氣，沒有創造力，沒有正義感，沒有責任心，沒有獨立思想，更沒有辨別是非能力——有人說現在中國什麼都不缺，會有說出這樣話的人存在，我一點都不奇怪。」

「中國的前途是人類命運一部分，不單由北京決定，也需視中國人民及國際社會對權力壓迫的反應。如果大家都覺得『昧著良心做生意』理所當然，不僅中國沒前途，全人類都沒希望。」

撰文：陳怡杰　部分影像提供：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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