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莫斯科國立大學，實際上是相較於俄國任何其他大學來說，廖沙在彼爾姆的地位恐怕太過得天獨厚，因而難以為繼。

現實主義者會說，彼爾姆國立大學政治學系這樣的一小片綠洲，如同俄羅斯的一切差異那樣將會遭到蹂躪，只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但樂觀主義者則說，俄羅斯的未來正是從外省大學以及自給自足的小型實驗空間裡創造出來的。廖沙一直沒有放棄樂觀主義，直到他去了一趟烏克蘭。

二○一一年，他贏得一次論文競賽，得以參加一場以三年為期、為後共產國家的教師們舉辦的研討會。他參與的組別是「性別、性向與權力」。

這些研討會由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資助，而這個基金會在俄羅斯已經停止運作；但這是區域性計畫，會議將在烏克蘭舉行。他們在烏克蘭西部的邊陲小城烏日哥羅德（Uzhgorod）進行第一次集會，而廖沙第一次覺得自己置身於同類之中。

他再也不是學者中的酷兒或酷兒中的學者，他置身於一群思考和談論的事物與自己相同、某些感受也與自己相同的人們之中。唯有在這一點頓悟上，他才是孤獨的——其他與會的英國人、美國人和烏克蘭人，都和自己的同類一起生活和工作。

他得知烏克蘭有三十七個合法登記的LGBT團體。這個數目令他難以想像。他一直以為烏克蘭是俄羅斯單純的外省表親，但這個國家的幾所大學裡都有性別研究和酷兒研究理論家。他們也不是廖沙這樣的革命性探索者，他們有自己的師承。

廖沙有達莉婭，她只大了他幾歲——她是同儕，是充分支持他的朋友，令他偶爾忘記了她是系主任的女兒，而且是異性戀者。但接著他想起來了，這裡的人們師承於一九九○年代在西方國家學習的人們。廖沙的感受與將近二十年前的阿魯圖尼揚並沒有兩樣，那時她在國外參與培訓課程，並承受了「自戀衝擊」。

他和她一樣，看見人們站在前輩肩膀上，前輩又站在前輩肩膀上，前輩的前輩站在巨人肩膀上——而廖沙孑然一身。

他帶著困擾和啟發回到彼爾姆：他覺得自己如今對研究工作的樣貌有了願景。「很高興你參加了那些研討會，」系主任對他說：「那對你來說就像是避靜。但你回來之後，可要記得自己身在何處。」她以這種方式提出這個話題：廖沙必須重新決定研究主題，否則二○一二年的系上年鑑不會收錄他的論文。

「這裡沒有未來。」廖沙對自己說。他不確定這意味著自己此時得做些什麼，但他知道這句話是真的。

廖沙在烏克蘭的見聞與他的預期相反，他看到了不同的文化。沒錯，他的烏克蘭同事們說俄語，他們的第一語言多半是俄語，但他們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指涉不同，政治期望更與他大不相同。

橘色革命並未帶來革命者們要求的改變——實際上，一度落選的親莫斯科候選人維克多．亞努科維奇，在二○一○年終於當選總統——儘管如此，烏克蘭還是脫離了蘇聯。

*本文摘自《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國族、極權、歷史記憶，人民為何再次臣屬於普丁的國家？》，馬可孛羅出版。

【作者簡介】

瑪莎．葛森

俄裔美國記者，著有《普丁：沙皇再臨》（The Man Without a Face: The Unlikely Rise of Vladimir Putin）等多部著作。她曾多次獲獎，包括古根漢獎學金及卡內基獎學金，著作則發表於《紐約時報》、《紐約書評》、《紐約客》、《頁岩》（Slate）、《浮華世界》等多種報刊。葛森曾在莫斯科長期定居，目前生活在紐約。

【譯者簡介】

蔡耀緯

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譯有《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當上帝踩到狗屎》、《起源的故事》、《間諜、虐待狂與巫士》、《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平凡的美德》、《1921穿越福爾摩沙》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