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的轉型

傳統泛民政黨與選委在選舉中的角色備受爭議。曾俊華畢竟一直是建制派的人。本來，曾俊華應該向他們爭取票，但實際上他們卻變為曾俊華的助選團。但要合理化對曾俊華的支持並不容易。一開始，曾俊華被標籤為「lesser evil」，「兩害取其輕」。但曾俊華在為基本法23條立法與以人大831決定為基礎重啟政改的問題上，與泛民政黨的傳統立場相差太大，讓泛民即使「兩害取其輕」也難以明言支持。這時泛民政黨的立場先後退縮，有人開始同意基本法23條是憲制責任，不能不立，但由曾俊華主持立法會更好，有人認為無論誰在位上，都不能說不接受人大831決定，因此曾俊華的立場無可厚非。這些立場的倒退帶來極大爭議。曾俊華在這個問題上為了遷就泛民，也出現過搖擺，被建制派攻擊為立場不堅定。最後，曾俊華提出以「白紙方案」為23條立法，以及承諾「不帶前設地展開政改咨詢，如實反映港人意見，讓中央『知道怎麼做』」，才勉強照顧了泛民政黨的臉面，讓他們「能夠交代」。

但在選委「民主300+」這個鬆散聯盟中，還有非常多的不同聲音，他們勉強可以分四種心態：一種是溫和中間派，曾俊華本來就是首選，他們是忠實的擁曾派；一種則是「造王派」，尤其是核心人物的立法會議員為代表；一種是雖然傾向支持曾俊華，但仍希望利用選票作為談判籌碼，迫使曾俊華做出有利業界與民主承諾的「策略派」；一種則以本土、自決為主，認為也不能放棄自己的底線的「原則派」，他們或者支持投白票、或者支持激進民主派的梁國雄（長毛）、或者支持另一位候選人胡國興。

但民主300+雖然號稱有300人，但一直代表300+開會的都是大約50人左右的小組，代表這小組發言的人，更主要是「專業議政」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其實一早就打定「造王」的立場。於是很自然，造王派把持了民主300+的發言權。他們一直聲稱「民主300+已經有共識」云云，不是真的指300+有了共識，而是指這50人左右的小組有了共識，以此對較外圍的「策略派」與「原則派」施加壓力，也替曾俊華造勢。

於是在這種氛圍下，「策略派」基本得不到曾俊華的任何書面承諾讓步。其實，在幾個主要的泛民票倉，教育界、社會福利界、醫療界、土地測量界，林鄭的政綱都比曾俊華具體和優越，「策略派」本來有能力在相關問題上向曾俊華議價，至少與林鄭看齊，推進民生議題，現在一無所獲。

至於「原則派」就更被視為敵人。在提名階段，從長毛希望通過「公民提名」爭取入圍，他就一直在網上被曾俊華支持者指責。去年立法會選舉時，他還被贊擁有「人格魅力」，現在則被視為「搞屎棍」，甚至是「中聯辦的奸細」，被泛民的主要經濟支持者黎智英炮轟「發神經」。在投票階段，所有聲稱要堅持原則的議員張昭雄、羅冠聰、朱凱迪等，一律被大規模「洗板」侍候，除了指責他們不識大體之外，威脅以後不投他們票，甚至還加以辱罵。前幾個月，朱凱迪還是「人氣王」，現在因為堅持原則，變成「人民的敵人」。

而與曾俊華票源重疊的胡國興，更被黎智英指責為中共臥底，民主黨元老李柱銘也同樣如此抹黑胡國興。黎智英也炮轟旗下《蘋果日報》刊登原則派韓連山的文章是「不理是非」。語言之「中共化」，令人側目。不禁讓人感歎，這些「民主的支持者」，實際上腦海中的思維方式，與中共實在相差不遠。

隨著曾俊華成功的「針對民眾情緒」的選戰的推進，不難發現，泛民一開始要造王，但實際上已經被「擁曾派」反客為主，從「換人換制度」、「我要真普選」的訴求大幅度後撤，也從「兩害取其輕」，變成「我要曾俊華」。很多人把曾俊華視為真心支持的「民主派」。曾俊華最後一天的巴士巡遊，沿途有人高舉曾俊華為「民主之父」的標語，更令人啼笑皆非。曾俊華最後一站，是當年「雨傘革命」的「聖地」龍和道，在演說中，聲稱要給龍和道賦予「新的意義」，得到聚集群眾的歡呼，但令很多雨傘革命參與者感到侮辱。

對泛民政黨來說，這次選戰可能是兩面的。主要視乎曾俊華以後的計劃如何。如果曾俊華要繼續政治生涯，他有可能利用高民望主導民主派的議程，讓香港真正出現「中間派」的政黨勢力。如果曾俊華不從政，在這種巨大的人氣財富面前，泛民政黨也很難無視之。而且這次泛民政黨在民主立場上的退縮，也未見得有嚴重反應，這可能為他們的立場向中間靠攏甚至轉型提供契機。而激進泛民、自決派、本土派以及港獨派，則繼梁游被DQ之後，被進一步邊緣化。

香港未來走向

有人認為，曾俊華這個建制派得到大部分香港人的歡迎，而香港人這麼「卑微」的要求，都得不到中央的響應，只會令港人更加失望，甚至助長港獨。這並不成立。

泛民一直指林鄭是「撕裂2.0」，但這可能只是選舉語言，香港人對普選不熟悉，可能過分地「信以為真」。但這種情緒，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消減。林鄭現在在選後，民望雖然較低，但基本盤還在。而受選戰情緒影響的中間派，也不見得這麼真的這麼反她。曾俊華在敗選後，也大度地呼籲港人支持林鄭，形容林鄭是一個好人，這種類似西方選舉失敗一方領袖的做法，相信能在很大程度上阻止撕裂的深化。而經過選舉洗禮的林鄭，承認自己在選舉中學習了很多，變得更為謙卑，也深感身上的責任。這種態度也令人欣賞。

更重要的是，這次選戰確實發掘了很多不願意社會繼續爭拗的社會力量， 他們不支持港獨，甚至也不太過在意民主。只要有港英時代的自由（good old day），已經感到滿足。因此，泛民以後刻意針對林鄭，也一樣不會得到社會支持。因此，林鄭上任後，只有她真的能與社會各界同行，也可以未必不能團結。如果林鄭呼籲「同行」，而且表現出誠意，而民主派卻繼續不肯和解。那麼港人就會發問，為何撕裂2.0不是泛民呢？如果中央欽點的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特首，那麽真正支持民主發展的港人，是否非要因為中央欽點而繼續反對呢？

香港的問題，既有民生問題，也有政治問題，而且兩者並非沒有重疊。以林鄭對政策的熟悉以及解決香港困難問題上的經驗（不管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有理由相信，她會給香港帶來新局面。誠然，林鄭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但香港現在最需要的不是政治家，而需要像周恩來這樣的能吏。林鄭的五年，並非香港致力解決政治爭議的時機，倒是應該利用這五年，專注民生，特別是青年、土地、房屋與貧富懸殊問題。這其實與曾俊華提出的「休養生息」，不專注政治爭拗的思路相距不遠。只有在香港實力更強的時候，爭取民主的籌碼才會更大。練好內功，再在政治問題上重新出發，可能是更合適的選擇。

在政治問題上，只有理解香港的真實處境，才能更好地爭取民主。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不可改變的事實。香港擁有讓中國有利可圖的制度與傳統，中國不介意甚至歡迎香港延續此制度與傳統，配合中國的發展。但這一切都必須以香港不獨立，不成爲「反共基地」為前提。在《香港特首選舉—開始失控的「受控制選舉」》中，我論述過：在政治上，中國延續了中英談判及基本法制定期間，港英的「行政主導」治理模式，所以因為特首在基本法中權力非常大。與之相適應，中國在制定基本法的時候，已經在法律上保證了香港必須「選出」中國屬意的人選。為此，中央操控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基本法的本來意思。要改變這種局面，要麽香港脫離中國獨立，否則只能改革香港政治体制，縮小由香港真正選舉產生的特首的權力，增設中國能直接控制的政治顧問或者總督，但這非修改基本法不可，又難以在現在實現。

因此，推進香港民主首先要了解，在這個現實局限下，民主能到達何種極限；其次才是如何爭取讓民主到達這個極限。依筆者的看法：對特首選舉而言，極限就是阻止民意上極爲反對的人當特首（如梁振英不參選）；在權力相對沒有這麽大的立法會，可爭取的民主程度會更大些。此外中央越信任特首，特首越會用中央能聽得入耳的話遊說，香港民主的成功推進才會更順利。民主也是妥協的產物。如果民主派在這次選舉中，明白到香港民心在現階段，更需要什麼，可能會調整自己的底線，這也會從另一方面促進民主的實現。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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