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到現在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其一是新冠肺炎疫情，第二則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這兩件事不僅暴露市場經濟的侷限，挑戰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更促使我們認知到，科學和理性等「啟蒙的價值」並非理所當然。

置身於「後疫情時代」，我們看到當前的世界充斥人為操作的假訊息；許多人以「自由」為名拒絕接種疫苗，卻反而構成他人的風險。國際體系不如想像中的開放流通，反而充滿重重限制，導致有些國家無法及時取得足夠的疫苗，持續遭到排拒。

上述種種現象，形塑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思考軸線。史提格里茲6日接受台北政經學院邀請，透過視訊向台灣學界分享他的看法；他從「科學」、「集體行動」和「社會凝聚」等三個面向切入，主張疫情和俄國侵烏這兩件「改變歷史的大事」，讓「政府」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

「沒有備胎的車」

疫情之下，無論是防疫成果或者疫苗的問世，科學家功不可沒。政府防堵病毒、資助科學研究，並祭出紓困和振興經濟措施，這一連串作為則彰顯「集體行動」的重要性。民眾是否信任政府、信任科學，更看得出一個社會有沒有凝聚力，連帶影響防疫和經濟表現。

史提格里茲指出，像台灣和紐西蘭這樣，疫情之初防疫表現令人驚豔的國家，政府都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歐盟亦推出7500億歐元的振興計畫，團結以因應危機。

新冠疫情還帶來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市場經濟」缺乏彈性，遇到狀況時就可能徹底癱瘓。史提格里茲引用美國企業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名言，「退潮的時候，就知道誰沒穿褲子游泳」；他形容，全球經濟就像一輛「沒有備胎的汽車」，平常完全正常，一旦爆胎了就讓人後悔莫及。

當前的供應鏈危機，就是經濟體系缺乏「備胎」的例證。史提格里茲分析，這次的通膨跟汽車和二手車價上揚有關，問題出在晶片短缺，背後的根本因素則在於「及時庫存系統」（just-in-time inventory system）。雖然「及時庫存」能降低資本成本，但也讓經濟承受巨大的風險。

至於通膨如何解決，靠的並不是升息；史提格里茲認為，現在的通膨是「供應面」的問題，因此得從「投資」下手。若是升息，反而會造成投資困難，因此該做的其實是找出供應面的具體瓶頸在哪裡，並展開投資。

從俄國侵烏事件來看，也顯示出市場「短視」（short-sighted）的另一個面向，代表企業或政府面對風險時，沒有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德國過度依賴俄國天然氣。

史提格里茲認為，俄國從共產體制轉變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沒有創造出穩定的民主，反而走向寡頭統治和專制政權；德國早在當時就應該看出，不能指望俄國會是可靠的貿易夥伴，如今只能承擔後果，盡快找到替代能源。

邁向新冷戰時代　競爭又合作的全球關係

疫情和俄國侵烏改變我們對全球經濟的認識，接下來該問的問題是：世界應該何去何從？史提格里茲表示，總體經濟學常用的分析模型不適用；眼前的不確定性太多，也因此難以輕言預測未來。

冷戰末期，政治經濟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歷史的終結」概念，預測人類社會將走向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不幸的是，社會並沒有朝他希望的方向走，例如巴西、印度、中國和俄羅斯，都往專制發展。

如今，世界邁向「新冷戰」的時代；二戰以來理想的國際體系遭受挑戰，從世界貿易組織（WTO）乃至於各種貿易協議，其原先所奠基的市場經濟基礎，都需要重新考慮。換句話說，全球經濟的「脫鉤」（decoupling）可能無法避免，導致世界再度分立為兩個陣營。

香港經濟學家劉遵義呼應史提格里茲的觀點，並進一步指出「脫鉤」未必是壞事。他認為，脫鉤也代表全球經濟有機會找到「第二資源」（second sourcing），降低供應商壟斷的能力，並使市場更有彈性。

劉遵義表示，替代的資源不會自然產生，因此更需要政府介入；以半導體晶片短缺為例，美國政府開始考慮補貼英特爾（Intel），讓它有機會取代台積電。

儘管脫鉤似乎成了必然，但仍不應該忽略歷史的發展，因為現在的世界畢竟跟1970年代不一樣了。

史提格里茲認為，全球化已經走得夠遠，21世紀的脫鉤程度並不會像20世紀的冷戰那麼嚴重；重要的是，各國如何在競爭的同時，尋求合作的可能，並實現「沒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lobal government）。

另一方面，面對氣候變遷和公衛危機這種全球化的風險，「全球合作」更顯重要；若能提高社會凝聚力，就有機會促進更緊密的全球合作，但前提是要能改善各國國內的不平等問題。史提格里茲強調，「不平等是一種選擇」，對立的黨派或組織若選擇團結合作，危機才有解決的可能。

史提格里茲目前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並擔任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著有《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和《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等書，主要關注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