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來，台灣政黨輪替，在兩岸關係上一直爭論「九二共識」問題。中共不停要台灣堅守「九二共識」，台灣政界對「九二共識」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說有的人講「九二共識」的內容大都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台灣的表述是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共就只說「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從來不講。

1996年8月，《九十年代》發表了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三次談話紀要，跨度自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全文五萬字。那時沈擔任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他也證實了這個談話的真實性。

在談話記錄中，沈君山就江澤民一再強調「一個中國」的「統一」，向江詳細解釋台灣的政治現實和民主化後的形勢：台灣民眾極少關切「統一」，他們關心的是安全和經濟繁榮，而政府施政必須顧民意。要統一，首先兩岸要建立平等而穩定的關係。不講地位平等，不讓台灣有國際空間，沒有和平保障，台灣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

沈君山雖表示自己不是台灣的官方代表，但他表示會把談話寫成報告交給李登輝總統。因此，他實際上是當時高層的溝通渠道。最後一次談話在1992年，沈江二人都沒有提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八十年代末，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旅遊後，因應民間往來所衍生的事務性問題，1991年在台灣成立了由政府指定的民間機構執行公權力，叫「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同年，中國大陸也成立了一個相應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簡稱海協會。名義上雖說民間機構，實際上負責人都能夠直達兩岸最高領導人，而負責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海基會由辜振甫任董事長，海協會由汪道涵任會長。1992年，時在兩會成立之初，都只是秘書長級的接觸，而所談的基本上也只是兩岸文書查證、走私、犯罪等事務性問題。1993年4月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才有第一次辜汪會談。這次會談簽署了兩岸事務性和兩會聯繫的協議，但也象徵兩岸關係解凍，引起國際社會矚目。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若有「共識」，那麼最早也應該是在1993年辜汪會談的時候。

1994年，我給辜振甫先生作了一次專訪。他談到辜汪會上與汪道涵坐下來喝茶的「政策性對話」。他對汪說，「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是一個歷史事實。希望大陸方面不要不承認這個事實。若承認這事實，就會了解到台灣有自己發展出來的體制，有自己的道路，這樣中共就不會說『我是中央，你是地方』。」談到一個中國的認知時，辜振甫強調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不形成文字。在各說各的一個中國之下，先著手談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

所謂「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也就是「各自表述」。如果辜振甫與汪道涵的這個談話是「共識」的話，那麼應稱之為「九三共識」。因為九二年並沒有這個層級的會談，而九三年訂明這個共識「不形成文字」，即不成文的共識。只能說是辜汪二人的共識。

但1993年國共都確實在兩岸政策上有所調整。中共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再提武力統一，而是說海峽「雙方應該為促進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台灣方面也不再要求中共對台放棄武力，不再講「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很明顯，至少「不接觸」已經不復存在。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1992年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的秘書長會議中，台灣方面曾經提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回應。後來大陸以電文回覆稱，對台方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可以接受，但沒有提及「各自表述」。

中共在九十年代對台政策從強硬變得較柔軟，主要原因是中國發展經濟，需要與美國及西方國家搞好關係，需要台商對大陸投資，更因面對香港主權轉移須建立港人與國際的信心。不過，在江澤民同沈君山的談話中，他一直堅持「一國兩制」，對聯邦、邦聯的建議都不接受，說統一「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

那時候中國對台政策較溫和的另一原因，就是還沒有向台灣動武的國力。即使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記者陸鏗訪問時，被問到會不會對台動武，他快人快語地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暫時沒有力量，這個暫時可能是四、五年，也可能是七、八年。我們把經濟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軍事力量是要經濟力量作基礎的。經濟上強大了，國防現代化就有辦法了……對台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因此，中國對台要戰要和，不取決於台灣是否接受似有似無的「九二共識」，而是取決於中國內部的政治需要，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失敗者回憶錄136）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