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個國際影展獲殊榮的日本電影《在車上）（《Drive My Car》），故事圍繞著日本某劇團在排練俄國作家契訶夫（Anton Chekhov）1897年的作品《萬尼亞舅舅》（Uncle Vanya），過程中的導演、選角，與周邊人生活的困境與無奈。

《萬尼亞舅舅》是十九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我年輕時閱讀俄國作品最多，吸取的思想養份也最豐厚。我讀過《萬尼亞舅舅》的劇本，亦看過劇場演出：一個人將一生的工作和努力寄託在一個「理想」的偶像上，而終於發現那是一個自私自利、徒有虛名的垃圾。理想破滅，生活意義失落。然而，最終又不得不在這「二重生活的悲哀」中繼續過平庸的日子。

理想是虛幻的嗎？崇拜偶像是愚蠢嗎？生活難道就只能夠這樣嗎？不能改變一下嗎？讀《萬尼亞舅舅》讓我陷入沉思。

十九世紀俄國音樂、繪畫、芭蕾也是我成長中的摯愛。

1992年，我接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邀請，參加10月5日在哈薩克共和國首府阿拉木圖舉行的「亞洲媒體」研討會。那年接近九七，眼看著香港媒體紛紛自我審查，對媒體生態既著急又想力挽狂瀾，於是應邀參加，希望在國際舞台上引起對香港新聞自由的關注。

另一方面，也想親眼看看我年輕時就嚮往的蘇俄，縱然今天它已經解體。

UNESCO委託香港一家旅行社為我安排行程。按機票所定，我在香港10月2日乘夜機到印度新德里，機場酒店住一晚，第二天早上乘坐蘇聯航空（Aeroflot）到塔什干，再轉乘蘇聯航空飛阿拉木圖（Alma Ata）。回程時經莫斯科，我自費在那裡留幾天，再乘德航經法蘭克福回港。

想不到這一旅程竟是一次漫長、困乏的驚險之旅。

在新德里過夜後，次日早上到機場找到Aeroflot的櫃檯，誰料地勤人員對我說，飛塔什干的航班，在兩個月前就取消了，現在這同一編號的航班，是從新德里經杜拜到莫斯科的。既然航班已經取消，為何機票又確認呢？他說，因為蘇聯解體，烏茲別克獨立，Aeroflot未取得飛塔什干的航權。

既沒有航權為何又賣去那裡的機票？他說不知道，大概是因循舊例吧。

跟他們爭論不會有結果，打電話回香港問旅行社又無法接通，我只好問有什麼辦法去阿拉木圖。他說唯一辦法是用我到塔什干、再到阿拉木圖以及回程莫斯科的三張機票，來換乘飛莫斯科的這班飛機；再從莫斯科買一張來回阿拉木圖的機票。

我沒有選擇。從新德里經杜拜往莫斯科的十多小時，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因為不懂俄語，不知道莫斯科國際機場，與前往阿拉木圖航班的國內機場，距離多遠？怎麼過去？如何買機票？UNESCO 的文件聲言要我們等待聯合國職員來接，顯然那時候蘇俄的治安令人不放心。但現在我一人上路，真是有歷險的感覺。

在莫斯科機場入境後人頭湧湧，所有櫃檯都只講俄語，我不知道找什麼人問。後來有一個穿皮夾克的男子來問我：「Taxi?」我說要去Alma Ata，他懂點英文，就幫我查到有一班航班在午夜23：45 在國內機場起飛，他說開車要一個多小時，送我過去要60美元。我看時間已緊迫，就不再討價還價，坐上他的車子，在黑夜中行駛了一個多小時。一路上我心驚膽跳，不知道這司機是不是黑道。

終於到了國內機場，那時離飛往阿拉木圖的航班只有45分鐘。地上坐滿人，從人叢中跨來跨去，找不到懂英文的人。後來一個旅客指著一個「Intourist」的標誌，於是我才找到可以買機票去阿拉木圖的地方。

飛機上也是一片混亂，大件行李隨地放。不過，總算在清晨經過二十多小時歷險後到達目的地了。下飛機見到不遠處豎著「UNESCO」 的牌子。我走過去才定下心來。

回程時，我去了莫斯科幾天，住進旅館不久，就有流鶯來敲門。在地鐵出口處，一長串的人手中拿著一樣東西來賣，有的只是一包香煙，有的是一條香腸，有的是幾顆消炎片。博物館、美術館都沒有開。我去了嚮往許久的莫斯科墓園，那裡有不少設計獨特的著名文化人的墓碑。但我見到的墓園雜草叢生，墓碑污穢，顯然好久無人清理了。

在地鐵站見到的莫斯科人，幾乎沒有一個有笑容。我感到奇怪。這是從專權政治轉向民主政治的轉折期。我曾經在同樣的轉折期到過台灣，見到路上行人大都輕鬆愉快。為什麼蘇俄就不一樣了呢？

有當地人告訴我說，極權解體，很多人覺得沒有了保障。在蘇聯時代，雖然沒有自由，買什麼都要排隊，但大多數人的生活還是有起碼保障的。自由了，靠自己了，反而不知道怎麼辦了。

我想嚐嚐俄國餐廳的口味，但當地人叫我在這個時候最好不要嘗試。他說，莫斯科現時最好的餐館是美國的麥當勞。麥當勞不好吃，卻是可以預期的味道。而且，只有麥當勞的員工才有笑容，即使是商業化笑容。

一個辛酸的笑話是：世界上最厲害的武器是什麼？答案是曙光號巡洋艦。因為俄國十月革命，就是曙光號巡洋艦向冬宮開炮的這一聲炮響給打出來的。這一炮，把俄羅斯民族的生機窒息了七十多年。人們的笑容沒有了，最令人嚮往的文化也煙消雲散了。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厲害的武器嗎？

1925年，十月革命才幾年後，中國詩人徐志摩去了蘇俄，他說他已看不到人們有「自然的喜悅的笑容」了。又經過六十多年，俄國人的笑容似乎永久消失了。而強權與兇狠卻得到傳承。我青年時代的嚮往也永久破滅了。（失敗者回憶錄137）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