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香港主權轉移的前一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書中就香港九七後種種可能，分30個問題作預測性分析。二十多年後，香港一位大學的助理教授給我寫信說，他將此書給學生作為閱讀資料，讀過的都表示，我的預測「難以置信的準確」。

在台灣舉行新書發表會的情景仍然清楚記得。我講到自1980年以來，對香港走向九七的每一步、每一領域都極度關注。我的預測不是占卜星相，而是從政治現實中見到的趨向。但我仍然懷抱著迷茫的幻想，希望自己的估計錯，希望我所有的分析和預期都完全落空，希望香港仍然保有原來的活力。當時也想到最壞的情況，比我書中預期更壞、更不堪。

講到最後，我聲音哽咽了：「願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長及給予我不少機會的地方。」

會後，生命中的過去紛紛湧上心頭。我作為一個缺乏學歷的中學畢業生，又置身在邊緣化的左派圈子裡，從事看不到有向上流動機會的文字工作。但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憑個人努力和對編輯寫作理念的堅持，而成就了得到社會認可的事業。我時年六十，想到在過去的四十年裡，若不是生活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我的遭遇會怎樣？那些與我同期而去中國升學的同學，每一個都是負面的殷鑑。

香港，不僅給過我不少機會，而且也是許多地方來的人最感適意的地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經濟和流行文化蓬勃發展，那二、三十年，我接觸過各地來港或工作或讀書或居留的人，幾乎人人都喜歡香港。一位被派駐到香港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大陸幹部，數十年後在網頁上說，從他踏入香港境內那一刻，他就感覺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了。九七前幾年我訪問台灣歌手羅大佑，他說香港是他生活得最自由、最能夠激發創意的地方，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至少以香港為基地向其他華人社會發展。

那二十年，幾乎所有的外國重要媒體和通訊社，都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即使他們更多時候要到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採訪。特派員們把家庭設在香港，子女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他們自己在各地採訪後都要回香港住幾天。許多外國的知名學者，寧可在學術地位稍低的香港學府任教，其中一位教授對我說，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自由、效率最好，而且稅制和辦各種手續最明確簡單的地方，沒有之一。

那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許多人都說，在香港的生活比英國本土更好，機會也比英國更多。至少在經濟發展上，香港更出色。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結論是：香港沒有付出民主制度的代價，卻享有了英國民主制度所保障的自由和法治。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糟的政治制度，除了其他已經嘗試過，比之更壞的以外。」

民主制度總是不停爭吵，要付出效率的代價。民主選舉往往看哪個候選人承諾給的福利最多，選票就會投給他，使人民仰賴福利而失去自我奮鬥的動力。民主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保障自由和法治，以及順利轉移最高權力。人類在產生民主制度之前，所有的流血、宮廷惡鬥、甚至戰爭的歷史，都是起因於轉移最高權力。

老子《道德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這是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管治狀態。最好的是「太上」 ，「下知有之」 ，就是民眾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當一回事，像空氣的存在一樣。「其次，親而譽之」 ，就是對政府愛戴而讚美，這只是次好，因為這意味政權掌握所有資源，它將資源讓渡給人民而博得讚譽，但它也可以不給。「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意思是再次，就是害怕政權；最糟，是侮罵政權。

我想，英治下的香港，就是處於這種「太上」的狀態。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的香港人享有自由，有獨立司法保障的法律權利。政府存在，但沒有人當它是高高在上的權力，它只是按規則為人民辦事，而規則也清楚並且人人平等。

這種管治狀態是歷史上少見的。若失去了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宗主國換了一個專制國家，一個掌握所有資源而從來沒有過言論自由的國家，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權利還有保障嗎？

「太上」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最好也只是「親而譽之」，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還沒有想到比「其下」更壞的「下下」，連「侮之」都有罪。

無論如何，就像生老病死和災難一樣，要來的總會來。我奮鬥了近二十年想保留下來人們的自由和權利，卻越來越感勢孤力弱，強權之下無疑螳臂擋車。

《香港1997》像是一首輓歌，意味著我在九七前為香港奮戰失敗的終結。1997在一年後到來了。（失敗者回憶錄138）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