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全球爆發第一波疫情之時，由於缺乏有效的控制疫情手段，封城、關閉學校等措施，成為各國政府手中少數的武器。台灣很幸運地，2020年的第一波疫情守下來了，一直到2021年5月，Alpha變異株讓台灣進入三級警戒狀態，學校的實體課程也被迫停止，全面改成「停課不停學」的線上課程。
 

時序進入2022年，台灣在一月、三月兩次擋下Omicron變異株後，進入四月後的確診人數不斷攀升，放棄清零政策，進入與病毒共存、盡量壓低中重症數的階段，朝「恢復正常生活」的方向走去。

但由於包括兒童、青少年在內的確診人數持續升高，近來社會上有一些聲音，希望教育部能直接宣布停課。包括蔣萬安立委發函要求指揮中心，讓全國小學全面改成線上教學或提前放暑假；立法院法制局也建議高中職以下停課至5月底或直接學期結束 (以體制來說，立法院法制局是否有立場提出這樣的「建議」不在此文討論)；中小學校長協會隨後發布引述法制局的報告發布新聞稿，呼籲教育部在國中會考完後全面停課兩星期。而今日(5月17日)台北市、新北市也傳出要評估停課兩周的消息。
 

在「不讓孩子染疫」的立論下，全面停課看起來似乎站在政治正確的一方。不過在全球疫情爆發之初的2020年4月，英國《經濟學人》便有一篇文章闡明，停課會對孩子造成永久傷害，並加大貧富不均的情形。
 

這篇文章的主要論點，加上其他研究、統計資料，值得家長、教育主事者參考。
 

首先，停課時間即使不長，也會對學生的學業表現造成負面影響。文中舉了因氣候因素停課的美國小學三年級學生，在州測驗中較差。此外，1990年比利時法語區的教師罷工，停課兩個月；之後追蹤此時期的學生表現，跟沒受到教師罷工影響的荷語區學生相比，留級比例更高，也更不容易完成高等教育。

第二，停課對年紀小的學童傷害最大。跟較年長的學童不同，年紀小的孩童，遠端上課會需要成年人在旁協助，才能獲得較好的效果。此外，情感、社交技能這些遠端上課無法照顧到的部分，其實也會影響到日後的學業、就業，甚至是健康情況與入獄比例。

文中也引述了美國西北大學Matthias Doepke教授的看法，認為年紀越小的孩童，越難在假期後彌補回來沒上課的損失。他也在2020年12月與他人合著的論文《When the Great Equalizer Shuts Down: Schools, Peers, and Parents in Pandemic Times》中，運用學業成績跟健康資料庫的數據比對，發現對年紀較大的學生來說，因停課而缺乏的人際關係比較不會對學業造成影響，但對低年級學生來說，影響就很顯著。
 

此外，停課也會放大學生間的學習落差情形、加大貧富不均的情況。無論在哪個國家，所得較低的孩童，也可能比較得不到受過高等教育的雙親來協助遠距教學或課業輔導。家中上網品質不好，或過於吵鬧、成年人工作需要幫忙的情況，也會造成學習品質下滑。而在某些偏鄉，學校午餐可能會是學童一日中主要營養的來源，貿然停課，對出身所得較低家庭的孩童來說，影響更大。

社交孤離的狀態也是我們要納入考量的因素。日本的資料顯示，2020年高中生以下年齡層的自殺人數達到415人，是1974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歷史新高(但警察廳的資料顯示是507人，可能有些數字是學校無法掌握到的)。文部省跟專家都認為，可能與疫情壟罩下造成的社交孤離、家庭壓力增加脫不了關係。

在經濟成本上，《經濟學人》文中引述挪威統計局的保守估計，認為從托兒所到高中停課一天的每人平均成本，是1,809挪威克朗，約相當於台幣5,500元。這包括停課學生未來預期所得的減少，以及家長因照護而損失的生產力。而Matthias Doepke教授也抱有類似看法，他以美國的數字推算，估算出每多受一年教育，年所得就會多10%，這樣停課的損失，加上上述學生個體差異的放大，對這個世代的未來，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以台灣至今年5月中的數字來看，不考慮黑數的情況下，0-9歲的死亡率是約四萬分之一，約0.002%，在有一定無症狀的感染者來看，這個數字只會更低。加上中重症的人數後，數字約為0.019%。教育部必然也是考慮了中重症的數字，以及停課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放寬了全校停課的規範。

但以筆者的親身經歷來看，由於家長的擔憂，請假人數多，讓教育第一線的老師無法兼顧線上、實體的教學，而筆者兒女就讀的學校，也以這樣的理由進行全校預防性停課，抵消了教育部放寬停課規範的效果。
 

身為兩個小學生的父親，了解家長必然擔心自己的孩子會是那0.019%，但考慮到無法正常上課可能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希望主事者也能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實體上課是恢復正常生活的重要一步，貿然停課會對整個世代造成重大影響，不可不慎。

※作者為台北市人，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現為中小企業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