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1日，當時總統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身分，針對同黨黨員、立法院長王金平涉替柯建銘關說司法個案，在該黨考紀會召開前的談話，被柯自訴教唆洩密等案，轉移了司法關說焦點。不過，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認定馬英九非無的放矢，有相當根據確信該關說是事實，作出傳述評論，是善意對可受公評之事適當評論，認定柯建銘的加重誹謗罪之訴不成立。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本案的爭點在於，兩份專案報告內容是否相同？「專案報告一」較「專案報告二」是否新增加應保密事項，或柯建銘的個人資料？經查並無新增「專案報告一」所無之保密事項，或柯建銘的個資。

其次，「已洩漏之祕密不為祕密」。馬英九在2013年8月31日，經由黃世銘洩漏及交付「專案報告一」，而獲悉祕密資料後，黃世銘又於翌日即9月1日，將附有「各方通話時間內容」之「專案報告二」洩漏並交付予馬英九。

因「各方通話時間內容」的通話時間、對象、監察號碼、發受話方向、通話對象及通話內容等事項，均已於「專案報告一」中記載，屬於黃世銘對馬「已洩漏之祕密」，所以黃世銘於9月1日對馬英九重覆洩漏通話之同一內容時，對馬而言即非祕密，縱被告有命黃世銘對答覆若干疑問，因涉及黃世銘已洩漏之祕密，自無「教唆黃世銘再次洩密」可言。

再者，專案報告固然新增「專案報告一」所無之監察通訊所得應祕密事項，即2013年7月15日兩次通話的通話時間，包括柯建銘與蔡世祺律師、柯建銘與曾勇夫的通話時間，是否基於馬英九教唆所為？

馬辯稱9月1日凌晨請隨行祕書林有振打電話聯繫黃世銘在當天中午到官邸用餐，並未親自與黃世銘通話；林有振證述相符，法官認為可以採信。至於馬英九對「哪些人有監聽譯文、哪些人沒有監聽譯文只有通聯紀錄」有疑惑，擬再詢問黃世銘，並無據證明馬有先行在電話中告知黃世銘。

無法證明有「新增祕密」

柯建銘主張馬英九教唆洩密，所引用的證據方法，均僅能證明黃世銘在9月1日中午交付「專案報告二」予馬英九前，曾與馬英九持用的行動電話有88秒通話，以及「專案報告二」形式上有較「專案報告一」新增「各方通話時間內容」之事實，尚無從充分證明黃世銘提交含有「各方通話時間內容」的祕密前，曾與馬本人通話，或馬在該次通話中，教唆黃世銘洩漏「各方通話時間內容」中所新增的祕密，所以應為有利於馬的認定，而認定此部分罪嫌無法證明。

法院指出，《刑法》第310條誹謗罪的構成要件，主觀上要有誹謗之故意，須有指摘或傳述不實之具體事實行為，以及所指摘或傳述為足以減損貶低他人在社會上的名譽。

馬英九發表的言論，既非僅涉及柯建銘的私德，而與公共利益攸關，馬主觀上有無誹謗的故意？是否出於善意且係對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 

法院認為馬英九提及前立法院長王金平為柯建銘關說司法案件，屬於善意就可受公評事項提出合理評論，馬所談事件涉及重大公益性，為貫徹《憲法》對政治性言論高度保障，確保言論自由享有最大活動空間的意旨，衡平審酌雙方關係、身分等，應認馬公開談話是基於善意，對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之評論，不應論以加重誹謗的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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