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疫情壓跨了成年人和少年少女

香港持續有人口資金外流，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先有林鄭 2019 強推逃犯修例，各種慘烈的衝突和鎮壓日日發生，當時已有醫療研究表示香港人因政治社會事件，而普遍有不同程度創傷後遺，類似一場城市恐襲或大天災之後留下大範圍心理問題。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當年研究發現，2019 年「社會動盪」期間，每五名成人就有一人患上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PTSD)。

示威去到尾聲又無縫嫁接瘟疫爆發時代，疫情帶來很多不方便，生活模式大變。人人都在犧牲，又被催迫在各種疫情醫學訊息裡面找尋救贖可能。但不管怎樣做，疫情永無盡頭。政治和疫情兩大事，很多成年人都迫得喘不過氣，何況少年少女。

根據去年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公布數據顯示，逃犯條例一役爆發後的 2020 年，香港自殺率為 9.1 （每 10 萬人有 9.1 人自殺），為近九年來新低，但 15 歲或以下少年自殺率則上升，由 2019 年的 0.7，升至 2020 年的 1.3，升幅近一倍。15 至 24 歲的年輕女性自殺率，更由 2019 年的 4，大升至 2020 年的 6.1。當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於電台節目回應事態，亦指出「年輕人的自殺危機比成年人更高」，危機來自家庭、人際關係、讀書壓力、感情困擾、精神健康等多個範疇。「現時香港青少年自殺有上升趨勢」。

今年數字亦未必樂觀，農曆新年期間疫情社區爆發，不少人病死、失救死，也有不少人在這種背景下因各種原因輕生。那一陣兵荒馬亂，這些消息也在洪流沖過。大人尚且難挨，這個世代的少年少女又如何感想，真是天曉得。

近日香港學童輕生頻繁，而且穿著校服去世。去年放完暑假，開學兩個月左右，就有至少七人跳樓甚至跳校。中學生甚至小學生輕生新聞，特別令公眾傷感，但對另一些人也是難以理解，認為是抗壓力不足，認為父母出了社會，要由他付帳單，要負擔起家庭責任，那才是壓力。

大人尚且難挨，這個世代的少年少女又如何感想，真是天曉得。（美聯社）

我們對自己的痛苦總是過於自信，但年幼確亦有年幼的麻煩。進入世界白紙一張，未有各種資本和經驗，通常會成為赤裸的「政治受害者」。所謂政治就是兩個人以上就存在的「權力關係」。跟學校、家長、社會衝突的話，他們沒有迴旋空間，沒有周旋籌碼。很簡單地說，一般人與家人同住，香港樓價之高又長期排行世界三甲增加了經濟獨立難度。居住環境狹窄，跟家人吵架的話，互相冷靜的空間，在寸金尺土的香港都是一種特權。

如果父母很反對你某種決定或生活態度，橫蠻起來實施經濟封鎖也很簡單。2019 年以來，因政見吵架而家庭失和的新聞消息，不知凡幾。兒女受到父母保護，貌似不用為搵食奔波，但也處於勢力懸殊的監護關係。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好柵欄締造好鄰居)，其實也適用於長大的子女和父母之間。

凡是權力施展之處，都會留下怨恨。若在急欲發展和探索自我的年紀，遇到不太把你當成獨立個體的家長，後果當然是長期抗戰，無仇不成家，內裡都是衝突和血淋淋，但父母給了充份自由，是否就能無風無浪？亦不是定數。學校小社會反映大社會，大環境沉淪，連大人都束手無策，自己的指路明燈都一一倒下，以一般背景或草根家庭而言，真的亦不見得大家幼承庭訓的傳統或者生涯規劃，在 full of uncertainty 的亂世當下會有多管用。但自己去闖，在危機四伏的真實世界又確實極易中伏，父母真難當。

經典日本電影《大逃殺》，講述政權為了管制反叛的青年世代，制訂了「BR 法」，用法律和軍人強迫高中生在荒島上自相殘殺，殺至一人，那拼殺浴血最後活下來的生還者，才有成為成年人的資格。藤原龍也飾演其中一個學生，一個孤兒，母親逃家，父親陷入低潮最後自殺。故事去到後面男主角有一段回憶剪影，當時父親慶祝兒子升中學：「明天你就是中學生，要努力加油……只會叫你加油，但怎樣加油，我也不懂教你。」幾句台詞，就寫盡了一個想關心兒子但無從入手的父親，把一個恨著自己潦倒不堪但也同時被生活壓垮的父親形象臨摹了出來。

於是客觀而言，幾十年來香港父母背景千差萬別，但對兒女較好的處理，就是供他們去外國讀書，甚至為了下一代全家移民。不只是不少黃絲父母這樣做，建制派父母乘外國給予移民便利的便車，也不知聽到多少。下一代放了洋不一定會成為驚世奇才，但避開了香港/東亞教育進而加上香港社會一向的變態，少殺傷很多人的靈性，確是比較人道，是沒有辦法下的辦法。

兒女放洋也是港英到特區現時高官的標配。他們當然會表示已做了大量工作改善學童環境，但高官的兒女都在外國讀書和生活，已用腳投票。然而能否負擔全憑家景階級。能就能，不能就不能，十分殘酷。一般人只好接受學校的洗禮。有疫情之後，學校停課復課、考試受阻等，本身已是生死搏鬥，成長壓力纏身，如今的不確定甚至更多。很多學生反映，「網課」其實很煩，又會削弱他們信心。

如果可以選擇，任何人都不會選擇在 2019 年之後的香港，經歷一個青少年的生活，你會選擇一個更有機遇、更加和平、對年輕人比較寬容的時代。但這一代在最重要也最徬徨的成長階段，被迫碰上一個極難應付的時代。

學校、老師、家長都在用自己的方法「為下一代加油」，但怎樣加油 （今時今日，人要如何安身立命），相信大人自己都是一片迷惘。有時是師長在後輩面前特別不願意承認，自己對重大問題同樣沒有答案，但他們有時會假裝自己有，並以此證成一些他們對「另一種人類」的管制。學校往往往往是這種惡性生態的重災區，為許多年輕人製造了許多不必要的成長痛苦。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