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今天中午休息時間要不要一起去看《黃土地》？」張敏儀打電話來問。這大概是1984年間的事。其後幾十年來往，我們還常常講起這樁溜出去看電影的事。《黃土地》是文革後第一代導演陳凱歌揭露中國貧窮面貌的影片，在香港上映不太賣座。我和敏儀都說過想看，但兩人都忙。於是有了這個利用中午時間去看電影的事。

那時，正是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熱火期間，敏儀1983年從香港電台借調到政府新聞處任助理處長，協助傳媒採訪及了解情況。因《七十年代》對香港前途最關心，於是這時候我們之間交談較多。儘管我們早已相識。

現在的人，大概很難想像一個政府高官和一個媒體人相約看電影的事。或者會被傳二人有什麼緋聞。實際上我們只是氣味相投的朋友。除了看《黃土地》，我們還一起看過雲門舞集在香港首演《薪傳》，她邊看邊拭淚。

她的上司、新聞處長曹廣榮也是我的朋友，常常打電話聯絡或約飯局。記得曹有一次打電話問我「lame duck」翻譯作「跛腳鴨」是否適當？有沒有更能夠表達其意的譯法。大概因為面對九七，港英對這個詞特別敏感。

這是八、九十年代的官民關係。那時候的政府部門，都是為了服務市民，高官也就是服務市民的高級公務員，不會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我們想訪問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就請新聞處幫我們約訪。友誼會有些方便，但沒有特權。比如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定在下午三點公布。張敏儀答應讓我早兩小時去新聞處一個房間看全文，但要等規定公佈的時間到了，我才可以走出房間。走出房間後，見到另一位我認識的朋友也走出另一個房間。遵守規則的方便，是讓我早一點知道內容，好寫稿或回應媒體訪問。

張敏儀後來升任新聞處長，1986年調回香港電台任廣播處長。她年輕貌美，被稱作「最美麗的處長」。當了廣播處長之後，儘管我常接受香港電台的訪談，但都是具體負責人跟我聯絡，我與張之間就沒有直接的工作聯繫了。不過，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張敏儀為人直率，有脾氣，不高興時會罵人。但罵完了大家還是朋友。年輕時她開車是出了名的糟，坐過的朋友，把她的車稱作「天堂一號」。我坐過一次「天堂一號」，她居然把車開到對面的行車道上。我提醒她，她才趕緊換過來。

她工作熱誠和投入，做什麼就愛什麼。在我所認識的人中，堪稱敬業樂業的典範。她在新聞處時，對香港前途談判的過程一直緊跟，閱讀和觀看幾乎所有媒體。她有自己的堅持，也不吝和我們分享看法，但不是為一定的政治取向吹風。可以做到的事，她一定努力促成。做不到的，她直接說不行。

在廣播處，她開創了《城市論壇》《議事論事》這些節目，開拓了言論自由的公眾空間。港英政府高層和議員們，對香港電台新聞節目的獨立採訪報導一直有意見，設立《城市論壇》遭警務處長反對，說會引起暴動。但張敏儀頂住所有壓力，堅持言論自由。曾有高官對張敏儀說，你要管住你的記者；她的回答是：我管不到我的記者；傳媒的前線工作是最重要的，無論記者還是編導，主管必須給他們自由，如果未做之前就設下許多框架，就甚麼都做不了啦。

1994年，《明報》記者席揚在北京被捕，法院裁定竊取國家機密罪，判徒刑12年。這是香港記者在中國被判刑的首例，在香港引起極大震動。但《明報》對此不置一詞。當時我記得有一天在黃永玉家中，《明報》老闆查良鏞和張敏儀均在場，張直接問查先生，為什麼《明報》不為此表態。查說，我們已經向大陸私下表達關心了。張仍然窮追不捨地問：為什麼不公開表達意見？

張也常常因對我寫的文章有意見而向我當面質問。我有時向她解釋，有時就說，等時間證明吧。我們爭論過不少，卻沒有影響我們的友誼。

她每天看報紙和雜誌的閱讀量，使我這個愛閱讀的人都吃驚，因為幾乎所有報紙的專欄文章她都看過，常表達一些我沒讀過的文章的意見。她又愛看電影和電視劇，許多電影電視劇都是她介紹我去看的。

她關心朋友。2003年12月30日晚上，她和我在同一飯局用餐，她接到電話，立即離去。後來我才知道有人來電告訴她，梅艷芳進入彌留狀態，她立即趕去醫院。她出道時的「師父」林樂培已經九十多歲了，張敏儀每年都一定不會忘記去和他過生日。

2008年，妻子麗儀罹癌住院，張敏儀多次去看她，麗儀也很高興。在喪禮上，她一直留守，幫我招呼朋友。

想到港英時代的高官，我就會想到張敏儀。她不是最高層的官員，其他官員也未必像她那樣有人情味，重友情，平易近人。不過，主權轉移之後，我肯定香港管治層不會再有另一個張敏儀，永遠沒有。（失敗者回憶錄139）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